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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的“政治” 知识谱系的接近使得先锋读者和先锋作家有一种“家族相似”性。这个范围相对较小的文学圈子，对先锋文学理解的共识较多。文学圈子是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公共交流领域。在圈子内部，人们感到的是友情和诗意，而在圈子之外的人，则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不同职业的人们在圈子化的交流中，过上了一种真正的“文学生活”。这种情况下，“文学圈子”不仅是特定年代的文学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虽然先锋文学读者文化水平较高，但是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城市和高等学府却是事实。散居各地的文学青年，很多也成立了文学社，编辑出版自印刊物。身在偏僻县城的余华，周围就聚集起一群文学爱好者，“余华的那间小屋，差不多成了海盐县城的一个民间文学沙龙。”(25)据刘继明回忆，他1985年在县文化馆工作时，“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文朋诗友，其中有县政府的公务员、师范学校教师、卫生防疫站的化验员、县总工会的小报编辑和爱好诗歌的退伍兵等等，俨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沙龙。”(26)这些圈子在当地几乎集中了全社会的注意力，可见文学影响之广。由于当时社会分层并不特别明显，所以各地文学圈子在文学观念上并不比大城市的人落后多少。“现代派”刚刚兴起，就经常挂在这些文学青年的嘴边了。 从总体数量来看，先锋小说读者肯定是很少的，但是他们代表了小说读者的一种类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对小说形式创新的阅读期待与“现代派”在中国的传播互相渗透，形成了具有先锋倾向的文学圈子，在圈子内部表现为互相发现、互相激赏。先锋批评家和先锋作家成为同谋者，甚至一些相互支持的文字让人看到如遇知音式的惺惺相惜。在听完李陀对自己小说形而上力量和绝对意志崇拜的分析后，马原激动地说：“我顿时感到被打中了。很少有这种时候；很少有人这样一语破的，道出我深在的感受或想法。”(27)先锋作家对批评家有着同样的内在影响。李劼在谈到自己的理论转向时，明确表明自己在与朋友的交流中获益良多：“在与青年作家马原和孙甘露的交谈中，受到了一些启发。比如马原谈到的他小说中的文学语言，孙甘露谈到的在创作中的语感，对于我形成文章的观点都有很大帮助。”(28)如此的交往方式在先锋文学圈子内部是常态化的。 对先锋小说的阅读阐释具有某种策略性。这一文化策略是先锋小说接受群体和作家们共谋共享的。批评家对先锋小说的形式分析有着强烈的生命体验色彩。他们往往会以小说秘密掌握者的身份和作者争辩，探讨应该如何处理和不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进而把细致的阅读感受融入学术性语言之中。南帆、李劼、许子东、王晓明等人的批评，将感觉印象化为相对自足的理论体系，使批评具有某种文学色彩。对小说深层内蕴的提炼和对作家精神轨迹的揭示，建立在对小说叙事特征详细分析的基础之上，显示了批评家运用审美批评的内行和有效。同时，不同语体风格先锋小说的出现，让迷恋语言分析的批评家们获得发现的惊喜。他们意识到语言与世界的同构性，意识到语言方式变换和世界改变的内在关联。李劼甚至认为：“衡定中国人摆脱过去的标记就在于他们能否构建新的语言。”(29)先锋文学的形式探索由此得到更大的理论支撑。 先锋小说的接受不仅仅是作家和批评家的个人选择，也是特定时代群体愿望和焦虑的想象性表达。先锋文学并不仅仅是美学沉思或文本游戏，也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密不可分，呈示了社会意识形态构成不断变化的过程。詹姆逊认为：“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30)在此意义上，先锋小说不仅仅是西方现代主义实验的改写版，实际上更是本土文化意识自我更新的体现。正是这种体验，将青年读者和先锋作家的文化诉求扭结在一起。他们对现代主义的推崇，并非要远离现实自娱自乐，而是要让文学摆脱对各种现实权力的依附，进而维护作家精神上的独立。这种文化意识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 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先锋文学的话语建构是在政治抗辩中展开的。所谓形式试验、叙述冒险、自我表现、个人经验等都具有某种权宜色彩并体现出象征意义。实际上，它的纯文学化建立在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之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先锋作家所建构的文学“自主性”并非本质意义上的，这种文学“自主性”在起源上有着较为明确的现实指向，体现了多重现实焦虑。在历史进化论的逻辑之下，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一度分享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方案赋予的历史价值。在当时人们的现代化想象中，改革的成败不仅仅在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更为根本的还在于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革，因此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被编织进了历史前进的齿轮中。在“主动现代”、走向世界的文化意识支配下，先锋小说同样承载了人们的现代化梦想，只不过是从文学层面为这种现代性诉求寻找出口。 问题是中国的历史语境和西方是错位的。西方现代主义有在宗教衰落以后寻找替代性精神信仰的文化内涵，但是中国现实的剧烈变动使得现代主义运动无法有效展开，一度激励过先锋小说的现代精神意向不断滑落。放弃了终极价值的先锋小说陷入了一种精神悖论：“彻底抛弃现实却又以嘲弄的方式认同现实；彻底抛弃自我却又幽遁到空洞的自我中去隐蔽起来。”(31)很快，对后现代主义的部分认同取代了现代主义的寻找和反抗，对现代主义意识的后现代改造一度焕发了文本的活力。小说往往以激进的句式和结构，表达自我的错位和历史的中断，甚至沉迷于幻觉、暴力和逃亡主题的极端表达。作家试图用虚构对混乱的现实进行重新编码，以感觉化的方式重构已经损毁的象征秩序，但是实际效果是后现代文本实验仅仅局限于观念层面，因缺乏精神意向和现实境遇的支撑而面临深层困境。 先锋小说的历史困境并没有妨碍青年批评家将其写作实践纳入到文学史逻辑中的努力。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批评家，很自然会把作品放置在文学史谱系内进行历史评价。这种为批评对象赋予某种意义使其合法化的行为，不能完全从文学内部解释。在文学场域内，不同位置之间的权力关系潜在地塑造了不同的文学观念。专业批评家在突出自身学术个性的同时，也和自己所处群体保持某种默契，从而构筑了一种群体精神，使群体中的成员分享其他成员以个人名义持有的象征资本。由此，专业批评将自身与其他批评相区别，从而构建了自身的精英形象。 先锋小说固然依靠专业批评的有效阐释，但之所以产生社会影响却是圈子化的青年阅读群体选择的结果。对先锋小说的接受有不同的期待视野，在实际阅读中这些不同的接受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激情澎湃的理想主义文化氛围里，会出现一批批象征意义上的文化抗争英雄。先锋小说的构建者共享这一抗争性文化资源，不可避免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由批评和创作的历史合力共同建构的先锋小说，就具有了某种精神突围和文化历险的象征意味。只不过在形式技巧被广泛接受的同时，早产的先锋精神很快遭遇深刻的历史危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