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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激活内在的力量 文学应当向现实致敬，但绝不能向现实下跪，文学主体应该以内在力量激活现实。新世纪文学重归现实的潮流，纠正了那种沉迷于形式游戏的文学取向。但是，文学重归现实并不是屈从于现实，更不是通过与现实的妥协来兑换文学的商业价值。要焕发现实主义的活力，在揭示现实真相的基础上，还需要具有一种批判精神与反思意识。而且，真正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与现代主义水火不容，向现实回归并不意味着必须远离内心世界。拒绝审察内心世界和人性深度的现实主义，很容易沦落为庸俗现实主义，它满足于对现实表象的机械反映，丧失了独立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缺乏内生性的精神力量。在欧美文学史上，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福楼拜、莫里亚克、詹姆斯、茨威格等作家为代表的心理现实主义，给心理小说带来新的生机，它突破了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卢梭的《新爱洛绮丝》为代表的心理浪漫主义耽于倾诉与宣泄的模式，既保留了现实主义的故事性，又重视对心理流程的深入揭示，以内在现实对抗被粉饰的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完全不同。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22)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门罗的创作，也有较为明显的心理现实主义的趋向，她笔下高度写实的生活都经过心理的过滤与浸染，使得文本与文本中的现实都具有一种内在的丰富性与层次感。阎连科所言的“神实主义”与心理现实主义颇为神似，阎连科在《受活》的“代后记”中写道：“真实并不存在于生活之中，更不在火热的现实之中。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强大的、现实主义的。”(23)心理与现实的交融，有利于解除现实主义的外在束缚，建构现实主义的多样性，提升现实主义的艺术含量，而且能拓展现实主义的精神深度。 文学与视觉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在竞争中共生，维护和推动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在视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应该具有一种开放性的视野，通过与视觉文化的良性互动来激活新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应该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为代价。总体而言，在消费文化的驱动之下，新世纪文学的视觉化转型，将文学贬低成了影像艺术的仆从，以影像化的法则阉割了语言艺术的自身特性。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伍尔芙、福克纳等都通过对电影艺术的借鉴，为小说艺术带来技法的创新，激活了语言的艺术潜能。在经过深入的细读之后，爱德华·茂莱发现几乎所有的电影技巧都可以在《尤里西斯》里找到其对等物，他认为将《尤里西斯》改编成电影的尝试注定会失败：“电影的再现事物表象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需要深入人物的复杂心灵时，电影就远远不如意识流小说家施展自如了。”(24)乔伊斯对电影的借鉴丰富了小说艺术，同时又超越了电影艺术，这样的创造犹如探险者打开了一个长期沉睡在黑暗中的宝库。小说艺术和影像艺术相比，各有优长和局限性。乔治·布鲁斯东认为：“含意异常丰富的借喻，在银幕上是无法表现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像梦境、回忆这类仅只存在个人意识中的东西，也不可能用空间形式来充分地表现。或者不如说，由于电影只能以空间安排为工作对象，所以无法表现思想：因为思想一有了外形，就不再是思想了。”(25)与影像艺术相比，文字艺术在挖掘内心世界、阐释思想和展现思想动态的过程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如果作家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商业的傀儡，要想让自己的文学作品独立于影像而存在，就必须扬长避短。 文学是人学，更是心学，直面内心困惑是文学永恒的课题。刘熙载说：“文，心学也。心当有余于文，不可使文余于心。”(26)中国古代文论很重视“心化”，即人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对话过程中，将身外万物纳入主体的精神世界中，经过生命的体悟与融会，通过文学形式创造出“心化”的另一个世界。“心”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经过“心”的浸润，文学才不会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一个血肉丰满、生机勃勃的生命实体。如里尔克所言：“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个暂时的、朽坏的尘世深深地、忍受着并且充满激情地刻印在我们心中，以使其精髓在我们身上‘无形地’复活。我们是采撷这些无形者们的蜜蜂。”(27)对内心世界的轻视，必然降低作家的感受力，导致想象力的贫困。新世纪作家逃避内心的质询，关键在于主体放弃了独立思考，接受外界因素的控制，以潮流来决定自己的方向，像泡沫一样永远浮在事物的表面。真正的作家必须在寂寞中独立地面对世界，打开内心的眼睛，才可能以灵魂的光照穿透世俗尘垢的蒙蔽。就文学表达而言，冷静有其独特的审美功能和艺术魅力，但冷漠乃至冷血的文学注定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在文学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商业美学对文学的重塑作用日益增强，具有独创意义的文学作品日见其稀。就商业价值而言，那些连作家自己都无法感动的作品，注定也无法感动大众。在文学外向化的过程中，作家关注、理解、介入现实的桥梁，应该是从自己的内心抵达别人的内心，而冷漠只能是对现实的一种隔离。如罗洛·梅所言：“关切，是对他人，对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同胞的承认；是把他人的痛苦和欢乐视为自己的痛苦和欢乐，是一种罪孽感、怜悯感，是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具有我们由此发端的共同的人性基础。”(28)在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利益冲突和急剧的格局转换会给人们带来焦虑、紧张、不适应的心理状态。这种精神现实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与无限的创造空间，文学创作大有可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