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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世纪文学在整体上表现出外向化的趋势。首先，为了应对文学边缘化的格局，文学创作向现实回归，在创作方法上从现代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其次，文学创作表现出视觉化倾向，具体表现为生活的景观化和文体的类型化；再次，文学创作表现出空心化倾向，屏蔽内心渐成风尚，在艺术表现上日益忽略心理描写，在创作情感上表现为旁观的冷漠。本文主张，文学主体应该以内在力量激活现实；文学与视觉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在竞争中共生；文学是人学，更是心学，文学应该直面内心困惑。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文学传媒史料综合研究与分类编纂”(批准号：14AZD081)成果 作者简介：黄发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荣格曾用“内倾”和“外倾”来区分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我们知道，席勒试图用‘感伤的’和‘素朴的’概念来对艺术作品和创作方式进行分类。而心理学家则把‘感伤的’艺术称为‘内倾的’艺术，而把‘素朴的’艺术称为‘外倾的’艺术。”①所谓文学的外向化，就是文学接受和适应外部现实变化的过程。外向化的文学是对现实的再现和反映，追求外在真实，重视传播效果，选择大众容易理解的表现方式，注意和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努力拓展艺术边界。而新世纪文学的外向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文学边缘化的背景下，创作主体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扩大文学的影响力，在价值倾向上从关注个体及其内心世界转向关注社会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从现代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二是在媒体多元化的格局中，随着印刷传播的逐渐边缘化，创作主体在媒介策略上越来越重视影视、网络等新的媒体形式，通过改变创作方式和语言风格，强化文学作品的可视性，使得作品容易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适合在多种媒体上传播；三是在追求实用的文化氛围中，创作主体对内心世界的疏离成为一种潮流，在艺术表现上日益忽略心理描写，在创作情感上表现为旁观的冷漠。在外向化潮流的影响下，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再现看得见的世界，反映快速流动的外部现实，对于那些无法看见的、未知的、隐秘的世界缺乏审美激情。 一、“现实”的反转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一部分作家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汲取艺术养料，对时代情绪和社会心理做出敏锐的反应，深入探索复杂人性和心灵奥秘。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歌，从意识流小说到先锋文学，中国文学逐渐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艺术面貌从单调走向丰富。鲁枢元形象地将这种变化描述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在文学与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明显的调整，文学呈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和‘内向性’。”②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文化蓬勃生长，长期孤芳自赏的纯文学变得门庭冷落。由于文学潮流的发展存在一种内在的惯性，新生代作家在90年代的创作依然以混杂的形式溶入现代派文学的元素，而且以“个人化”的精神吁求冲击保守的文学观念，寻求艺术的突破和人格的独立。遗憾的是，“个人化”最终变成了一种浮泛的表演。1998年，韩东、朱文和鲁羊一起策划了“断裂”事件，以一种行为艺术的形式宣告和现存文学秩序一刀两断，“个人化”的文学理念被商业化的宣传策略所扭曲。而且，在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对具有自叙传色彩的主人公的刻画，往往难以摆脱成长小说的框架，在美学上也显得犹疑而暧昧，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幸亏这些年有了一些钱》、《什么是垃圾 什么是爱》都描述了游荡在都市空间的个体的无聊和迷惘状态，当虚伪的伦理、爱情和理想被一种油滑的反讽揭穿假面后，金钱和欲望似乎成了个体确证自我的精神屏障。朱文小说的价值在于表现了成为独立的个人的艰难，外部的重重压力和个体内心的分裂都在动摇脆弱的个人性。新生代作家追随先锋小说，兼收并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念和技法，擅用反讽形式凸显现实的荒诞，表现个体孤独、虚无的状态；另一方面，他们借鉴了新写实小说的冷漠叙述，沉溺于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之中，笔下的人物往往被本能和欲望所牵引，对外在的压抑逆来顺受，使得灰色成为作品的审美底色。 随着文化环境的转变，昔日的先锋作家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形式实验。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后起的新生代作家风流云散，其后续写作也变得更加贴近现实，作品的故事性被逐渐强化。不容回避的是，先锋文学的形式游戏是一种无根的写作，并没有植入本土的文化土壤，处于一种与时代现实的隔膜状态。先锋小说具有较为浓重的模仿色彩，从整体构思到惯用句式都能依稀看到其母本的痕迹。格非认为：“到九十年代，现代主义的很多的东西，它在发展的变化过程中，很容易被认同，这种疏离的关系和震惊效果都消失了。形形色色的所谓‘先锋派’，市场都自动会给你提供一个准入证，把你纳入它的机制里，吞噬掉，从而化迹于无形。”③从格非的反思中可以看出，先锋文学乞灵于西方现代主义，大多停留在形式移植的层面，而没有把握其挖掘人性深度和表现世界复杂性的精髓，更没有注入新的艺术元素。也就是说，从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的角度来看，先锋文学都还没有深入人心。就格非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说，从《欲望的旗帜》到“江南三部曲”，尤其是《春尽江南》，叙事线索清晰，语言通俗而混杂，还通过植入一些时代符号来强化现实感。谭端午的形象如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屏风，格非想通过这一符号来疏离现实，浮现批判性视角，但桃花源的破灭又使得知识分子无处可退。而放下身段跃入时代漩涡的庞家玉，最终成了被现实机器压裂的残渣，作家试图以这个人物无谓的牺牲和注定的失败来撕裂现实厚重的幕布，但撕裂一层之后还有另外一层。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快速转型的时代进程，作家前赴后继地加入拥抱现实的合唱。从9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新体验小说、新都市小说、新现实主义、反腐小说到新世纪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青春小说、非虚构写作、官场小说，众声喧哗，但遗留下来的往往是空洞的框架，其中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每一群作家都会选择不同的框架，往里填充格式化的经验和同质化的故事。关于新世纪文学向现实复归的转型，林白往往被当成一个典型例证。因为从《一个人的战争》走向《枕黄记》、《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的旅途，就是作家走出内心世界、融入现实并与现实对话的过程。《万物花开》中大头的王榨村、《妇女闲聊录》中木珍的世界、《北去来辞》中银禾的村庄，为林白的小说引入了另一种经验，开启了通往乡村世界的一扇门。林白在《北去来辞》的“后记”中说：“我竭尽所能，要让海红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才能共存！”④尽管林白的这种转型获得如潮的好评，但我却不以为然。一方面，林白用道听途说的故事建构起来的乡村世界，经过文字的转述，已经是影子的影子；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深入生活，都必须按照同一种模子进行创作。真正的好作品是那些唯我独有的个性化创作，应当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大杂烩。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战争》提供了异质性的元素，也将作家的私语化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说《一个人的战争》是原汁原味的牛奶，那么林白新世纪的创作是混合了其他成分的奶制饮料。 绝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喜欢顺应主潮，但是，真正独特的创造往往发生在潮流之外，因为潮流化的创作总是以模仿为前提。在新世纪文学集体转向的背景下，不少作家的现实情怀可谓情不由衷。既然不是自由选择的行为，就只能盲目地跟随。因为，“被孤立，从而失去与群集的联系，这对个体立刻意味着生存的威胁。群体行为一定显示出它的功用，因为它无论对群体还是个体的生存都有优势”⑤。文学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就不能步调一致，应该多元竞放，尤其需要那些独立于潮流之外和逆流而动的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