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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剪梅》词体的演进与定型(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韵文学刊》(湘潭 赵惠俊 参加讨论

    一剪梅
    曹勋
    不占前村占宝阶。芳影横斜积渐开。水边竹外冷摇春,一带冲寒,香满襟怀。管领东风要有才。频携歌酒上春台。直须日日玉花前,金殿仙人,同赏同来。[2](P1601)以上四位词家皆历经南北宋之变故,也大多是在北宋徽宗时中的进士,在北宋时已经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与创作空间,可以说他们的壮年以至于中年都是在北宋度过的③。虽然我们不能把每一首《一剪梅》的创作时间考订清楚,但也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分析出一二。蔡伸的《甲辰除夜》一阕只可能是写于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的甲辰,因为南宋第一个甲辰年已是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蔡伸并没有活到那个年纪。邓肃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年,其在南宋仅仅生活了十余年。另外二位虽然享寿较长,但是观其词作中所透露出的萧散悠闲的生活姿态,不类南渡初二十年的萧飒激烈的词坛总体风气。于是我们可以推断,这些词作大部分是创作于北宋的,也就是距离周邦彦的时代不会太远。明确了创作时间段,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些词作在格调上与周词的差异。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在字数上的差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周词上下片四处两四字句往往可以被减掉一字而合并为一个七字句,合并几处则并没有限制。蔡伸的《甲辰除夜》合并了一处,郑刚中与曹勋合并了两处,邓肃则最为极端,将四处全部合并了。这种现象很清晰地展现出此时《一剪梅》词调尚处于创调伊始的阶段,字数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可以根据音乐进行一二字的删减。蔡伸所作的两阕《一剪梅》互相之间在字数上就不尽相同,则更是词调尚未完全定型的表征。这种词调早期特征在《花间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兹以《诉衷情》一调为例:
    诉衷情
    温庭筠
    莺语。花舞。春昼午。雨霏微。金带枕。宫锦。凤凰帷。柳弱蝶交飞。依依。辽阳音信稀。[3](P36)
    诉衷情
    韦庄
    烛尽香残帘未卷,梦初惊。花欲谢。深夜。月胧明。何处按歌声。轻轻。舞衣尘暗生。[3](P45)
    诉衷情
    毛文锡
    桃花流水漾纵横。春昼彩霞明。刘郎去、阮郎行。惆怅恨难平。愁坐对云屏。算归程。何时携手洞边迎。诉衷情。[3](P61)这四首《诉衷情》出自四人手笔,但句法参差却有比较大的不同,可是细看之下却又有规律可寻。毛文锡一首是演为双调,变化较大,姑且先不论,就温、韦、顾三篇来看,不同之处就在于首尾的增韵与偷声,中间颇有特点的三二言相杂则皆统一。也就是说,在一个词调创制的早期,虽然在字数上可以有些许的出入,但是可供变化之处是固定的,更有不能变的固定句在。所以,一个词调的变化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而不是随意地增字偷声而成另一体。这个规则或许只能用音乐来解释,即在音节吃紧处不能随意更改字数,而非吃紧处则可以用增添或减少衬字的方法来施以词家自己的理解与变化,只不过词体发展到此时,衬字已经不局限于虚字了,实字的引入使得衬字的特征已不那么明显。④现在我们再来看前引数首《一剪梅》的字数出入,就可以察觉到它们与《花间集》中体现的现象是一致的,四个七言句不可动摇,只是在四组两四言句处可以变化,而且变化也只有合并成一个七言句这一种方式。这当然是体现了和《花间》一样的合乐特征。那么《一剪梅》中这四四句式与七言句是如何互相转换的呢?或许我们可以从词作本身中找到一点痕迹。
    在周邦彦词作中,第一句收尾二字的平仄为“仄平”,第三句收尾三字平仄为“仄平平”,第四句收尾三字平仄为“仄平平”,第六句收尾三字平仄为“仄平平”。由于是双叠小令,所以下片的平仄与上片相同。凡是字句体式与周邦彦一样者,其这几处的平仄也是相同的。当有“四四”句转变成单独七言句出现时,此七言句的收尾二字平仄为“仄平”,且全部的转换例子皆作如此。将“四四”句下句末尾三字固定的“仄平平”与单独七言句末二字固定的“仄平”相较,我们可以大胆猜想,两组的变化或许就在于“四四”句末两个平声字之一的有无,有此一平声则为“四四”句,反之则单独七言。由于最后一个字乃韵脚所在,自不能随意删减,那么倒数第二个平声字极有可能就是可增可减的衬字。将此字删掉后,在音律上自然就与七言句末“平仄”格律相统一,那么在文字上是否也能成立呢?我们且把周邦彦词的每个“四四”句的倒数第二字删去,看看是什么效果:
    一剪梅花万样娇。斜插疏枝略点梢。轻盈微笑舞低回,何事尊前拍手招。夜渐寒深酒渐消。袖里时闻玉钏敲。城头谁恁促残更,银漏何如且慢朝。很明显,在去掉此位置的四个字后,其在体式上与邓肃之作毫无区别,平仄也一一对应,更紧要的是前后在内容的表达效果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原作是一曲清新优雅的咏梅小词,洋溢着酒席歌筵上的欢娱,以及夜酒将阑的淡淡惆怅,显然是在宴席将散时的即兴应歌之曲。而减字之后既没有影响到词作意思的表达,从欢娱到惆怅再到相劝的情感脉络依旧清晰连贯,而且在风格上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艺术上的魅力也并未减弱太多。只不过“四四”句式较单独七言有一节奏的停顿,故而在声情上稍微悠扬宛转一些,非常切合在将酒阑人散时演唱,最后的愿白日慢些到的劝酒之词也能在停顿中尽量拉长声腔,曲尽不舍之情。因此,周邦彦在这里将四个字全部填入,应是声律大家的敏思把握。而邓肃一阕,由于是题壁之作,乃是抒发当时自我的情感与心志,既非酒筵歌席之作,又未题咏调名本义,故与歌唱并没有太大关联,因此极有可能顺着熟悉的七言绝句的句式信手写就,只在意句句平收而没管衬字的变化了。其实将蔡伸与曹勋二首的“四四”句式的倒数第二字删去合并为一七言句,大部分是无甚关系的,既能保持了原来的意思,也有很强的顺畅性。除了词的内部特征,我们也可以通过异文情况的考察来验证这一猜想。周邦彦词“何事尊前,拍手相招”,在《全宋词》的收录中作“何事尊前拍误招”[2](P802)。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句有作“雁字回时月满楼”者,[4](P20-21)又同词“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句有作“一种相思两处愁”者。⑤[5](P270)这些异文的差别正是出现在倒数第二字的有无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抄手的理解中,此字的有无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出在《一剪梅》词调创调之初,“四四”句式与单独七言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词家在填词时根据音乐,做出的与内容较切合的选择,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词家自己对于词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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