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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溯源 陈垣1941年6月7日给陈乐素函中对《全唐文》的不注出处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近因故宫新印李北海《岳麓寺碑》，尝取《全唐文》一校，原来《全唐文》脱去四百字。官僚所编之书，如此其不可靠也。《全上古文》当少此病。且《全上古文》注出处，《全唐文》不注出处，一塌胡涂，殊可笑也。”(35)后来，胡适在《〈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中也表示：“《全唐文》和《全唐诗》都是官书，都不注明每一件的来历。这是最糊涂又最不负责任的编纂方法，这个方法就使这两大部史料总集大大的减低了他们的史料价值，就使我们感觉每一首唐诗或每一件唐代诏令或每一篇唐人文字都必须先考定其来历才敢引用!”(36) 有鉴于此，学者们在使用、研究《全唐文》时，也特别注意《全唐文》的溯源，前及劳格、岑仲勉、陈尚君等人针对《全唐文》阙失的考订文章均包含相关内容。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纂的《唐代的散文作品》，选择《文苑英华》、《唐文粹》、《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等唐文总集及《东皋子集》、《虞秘监集》、《魏郑公文集》、《褚亮集》等112种唐人别集，将其中包含的作品篇名、作者及其出处综合编成唐代散文作品索引，对于《全唐文》的溯源有重要的价值。 6.辑佚 《全唐文》刊布之后，即有学者进行辑佚。参与《全唐文》编修的陈鸿墀在其《全唐文纪事》中即著录佚文十数篇，而陈澧为其《纪事》作序中称：“先生又尝撰《全唐文年表》及《全唐文补遗》，皆未成。”可见陈鸿墀已有意识地为《全唐文》进行辑佚，可惜其稿未成且不存。不过，《全唐文纪事》广收残句，当是针对《全唐文》多不存载零残文字阙失所作补正。曾任《全唐文》总阅官的阮元，亦有补遗之作。国家图书馆今存阮元辑《揅经室全唐文补遗》钞本一卷(37)，末有跋云：“戊寅十月初三日，自武林买棹至蓬窗旅舍，忽忽二十馀年。阅二十六昼夜，成此书一册，计文壹伯肆拾壹首。扬州阮元记。”据陈尚君的考察，此本仅存一百二十八篇，较跋语所云少十三篇。其中重收两篇，《全唐文》已见者三十八篇，十二篇诗序已见《全唐诗》，六十八篇见载《唐文拾遗》，一篇六朝文，四篇宋文，一篇高丽文。此外，所收贾公彦《周礼废兴序》为《周礼注疏》卷首之一段，薛收《元经序》恐出伪托，阙名《修养杂诀气铭》当出《太平御览》卷七二〇，时代不明(38)。至咸丰年间劳格作《读全唐文札记》，著录佚文存目者一百多篇，光绪年间陆心源辑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著录佚文近三千篇，其成就远迈陈鸿墀与阮元。 自清末以来，秘笈善本不断面世，地下志石时有出土，再加上敦煌遗书的刊布、海外遗书的回归、佛道文献与方志谱牒的刊印与研究，逸出《全唐文》的唐人文章数量颇为可观。有鉴于此，学者在存录唐代碑志方面用功颇多，如罗振玉有《昭陵碑录》之纂，又编《邙洛冢墓遗文》，发凡起例，为后来著录碑志者做了很好的示范。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自1994年陆续出版，目前共十辑)，历时十四年，均以作者立目，收文总数超过6000篇。其内容主要为近年来新发现的唐五代人的墓志等资料，所录仅限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未收之唐五代石刻文献，范围较窄。对《全唐文》进行全面补遗的是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他耗数十年心力成《全唐文补编》160卷巨帙，收录作者自唐宋四部典籍、石刻碑帖、地方文献、敦煌遗书、佛道二藏中辑录的《全唐文》及《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以外文字。书成时《唐代墓志汇编》已刊出，为避免重复，此书仅收方志中所存金石碑版。尽管如此，仍然辑得作者1800馀人，佚文5850馀篇。 7.影印 影印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一种重要形式，一可以存真收藏，二便于流通使用。1961年，台北启文出版社据清嘉庆刊本影印《钦定全唐文》，成为学界较早的影印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均以嘉庆刻本为底本，并收入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1987年台北大化书局将《全唐文》及陆心源补辑《唐文拾遗》等合编，以《全唐文及拾遗》为名行世，后附《全唐文及拾遗篇名作者索引》一册，颇便使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