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表征性解释”的折中 相信人们在阅读卡勒时，不会不对这一点留下深刻印象：他一边在理论上标新立异，一边又在考虑如何在新异与传统之间谋求某种平衡和协调，总是在寻找一种折中办法、一条中庸之道。卡勒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揭晓了这一宗旨： 介绍理论比较好的办法是讨论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有的主张……但不要把一个“学派”置于另一个“学派”的对立面；……如果把当代理论作为相互对立的研究方法或阐释方法，就会使理论失去许多其本身的趣味和力量，这种趣味和力量是来自它对常识的大范围的挑战，来自它对意义的产生和主体的创造的探讨。[1](前言，P1)这种折中的、持中的思想方法在他处理“表征性解释”与“鉴赏性解释”、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以及文学经典问题等诸多关系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卡勒认为：“从原则上说，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不必一定要存在什么矛盾。”[1](P50)文化研究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介入文学作品的解读，一度引起了恪守传统阅读习惯的人们的顾虑，担心这样一来是否会把学生从经典著作中拉走了。卡勒认为，事情正好相反，毋宁说这恰恰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譬如说，如今对于莎士比亚的解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更活跃，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想象得出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用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历史的以及解构主义的词汇去解读莎士比亚。不仅如此，这样做也将大学课堂上开设的文学课程大大拓宽了，以往遭到忽视甚至歧视的关于女性、种族、族裔以及后殖民等方面的文化研究被增补到教学内容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迄今为止文化研究的发展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1](P50－51)。 与之相关，“表征性解释”与“鉴赏性解释”也并非水火不容。在卡勒看来，虽然习惯上“鉴赏性解释”与文学研究攸关，而“表征性解释”与文化研究相连，但实际上这两种解读模式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双方都适用，不妨鱼掌兼得。他这样说：“仔细解读非文学作品并不意味着要对它做出美学的评价，而对文学作品提出文化方面的问题也不说明这部作品就只是一份某个阶段的记录文件。”[1](P56－57)也就是说，对于非文学作品也可以进行“细读”，对于文学作品也可以在文化层面上进行考量。 卡勒将这一理念运用到文学理论的建构之中，将其视为值得推崇和褒奖的新原则。2010年3月，他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以“韦勒克文学理论奖”评委会主席的身份作了题为“理论在当下的痕迹”的演讲，对于近年来美国文学理论界堪获这一殊荣的优秀著作进行评点，指出像弗莱什(William Flesch)《应得的惩罚》(Comeuppance)这样的著作让文学理论领域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该书采用“进化生物学”这一新潮理论，论证了读者对于小说和叙事学的兴趣植根于人们天生秉有的道德偏好之中，求解了那些宣扬劝善惩恶之类道德观念的文学作品何以使人获得快乐的原因，并将这种求证凝练为一以贯之且简明扼要的理论框架。卡勒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这看上去是一次进化理论与文学理论传统颇具创意的联姻。”[6]总之，卡勒力图说明，对于在文化研究中涌现的“表征性解释”仅仅表示不屑一顾和拒之于千里之外是草率的，合理的做法在于重视“表征性解释”与“鉴赏性解释”的相互依存关系，倡导二者之间的互补互惠和共存共荣，并在此基础上推助文学理论的复兴。 总之，卡勒的文学理论很时新，譬如他对“表征性解释”及其相关概念的阐释和运用，甚至显得前卫和激进，但他的学术风格越到后来则越趋于持中和圆融，如上所述，他力求在创新与守成、现代与传统两极之间寻求一种恰到好处的中点和接口。如果更多地从积极方面去理解，那么，这种折中主义和中庸之道分明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这与卡勒本人的学养和兴趣爱好有关，即便在文化研究盛行的当下，他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于文学经典难以释怀的留恋和眷顾，他这样告白：“我非常钟情于文学经典，部分原因是我在花时间阅读别人认为值得阅读的作品。……我最近研究抒情诗歌，选取的文本均是经典诗歌。有人可能热衷于发现无名杰作，但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2]然而，说到底，这还是规律使然，任何矫枉过正，都只能在冲破成规旧习的桎梏之际一时生效，而对于长期的学术生产、理论建构和知识增长来说，传承创新才是人间正道。而这一点，卡勒是懂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