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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收录的两篇争鸣文章分别是《一个旧旋律的变奏》(召丝)和《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何新)。就立场和态度而言，两篇文章都意在批判，但其批判指向的内涵却不尽一致。前者(召丝)指出：“作者在认识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必须超越传统的文化，对自己的思想作一番清理和反省，否则，是很难在作品中弹奏出代表时代与未来的新旋律来的。”(12)再看何新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当代文学中所出现的这种荒谬感和多余人，正是从否定的方面映现了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断裂。我们迷失了自己，他们这样对读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但是这种文学倾向不值得鼓励，不值得提倡”，“稍有现实感和责任感的人都会懂得，今天的中国青年没有玩世不恭的权利。试看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要生存，要发展，要繁荣！要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上，找到中华民族应当占有的一个位置。然而现实呢？”(13)表面看来，两个批评家都是在谴责小说家，但其指向的其实是针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一个是肯定传统(何新)，一个是否定传统(召丝)。有意味的是，两个人对传统的态度不同，立足点却是一致的，即要追求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的气息，只不过在召丝看来，新的时代必须通过对“传统文化强大的惯性”的批判才能获得，而在何新那里，新的时代则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态度不同，结论却一样，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独有景观，是新时期共识下的分歧所在。 显然，从这些争鸣文章可以看出，它们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作品本身或作品中的主人公塑造的好坏，毋宁说是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可以说，是针对现实及如何阐释的态度决定了争鸣者们对待《无主题变奏》的态度，“话题的公共性”是作品得以形成争鸣局面的重要前提。这与当时社会方兴未艾的文化热，以及如何对待现实和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话题，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呼应之处。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引起的争鸣，其实是以“话题的公共性”间接地参与到当时社会文化的进程中去。这与思潮选本明显不同。 思潮选本与争鸣作品选的最大不同在于，每一思潮选本都是从某一角度展开的文学史叙述。因此考察思潮选本中的入选作品必须放在其所属的脉络中展开。《无主题变奏》在《缤纷的小说世界》(3)中是作为“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而在《世纪病：别无选择》中则被视为“垮掉的一代”小说来例举。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命名上的区别，但其深层次上体现的则是对文学创作的不同理解和构筑思潮的不同方向。理论取向上的不同是造成不同阐释的重要原因，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同是对荒诞派的认识，虽然《缤纷的小说世界》(3)中同时收录了《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而在吴亮、章平和宗仁发编的《荒诞派小说》以及张兴劲编的《美女岛——荒诞小说选》中却只收录了后者(《你别无选择》)。由此看来，理论阐释上的准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自圆其说和脉络分明。换言之，《无主题变奏》到底是属于“荒诞小说”抑或“垮掉的一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关键在于《无主题变奏》的出现，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和命名的冲动。而这背后，显现出的是传统批评模式的失效和对新的批评模式的呼唤。“当这些小说业已出现的时候，能否采取容纳的态度还不过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及时作出归纳、品鉴、分析、描述和阐释。仅有一个空洞的表示宽容的许诺，不作探究，那些来之不易的小说探索仍可能遭到自生自灭的命运，已有迹象表明，在评论家面临困惑，感到几乎无法撰写文章评论那些小说的时候，小说家们也同样觉得惶恐，好像不知小说该怎么写了。对此，评论家的责任格外重大。当人们的信任感尚未消失的时候，评论家是应该知难而进的。”(14)从这一角度看，这一命名显示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命名，更是一种历史的定位和对潮流的确认：这不是单个意义上的小说“探索”和“实验”，也不仅仅是个别作品所引起的关于某个问题的争鸣，而是一个具有某种共同倾向的创作潮流。就像“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编者的话》所说：“问题不在于很难把某些手法实验上升为流派，而在于：第一，除了易于识别的现实主义倾向之外，八五年以来新潮小说中的各种倾向往往交相错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作出准确的划分和概括；第二，虽然某些创作倾向中已经具有形成流派的因素，有的倾向已形成流派，但是形成流派的因素往往处于萌动状态，形成的流派也往往隐而不彰，多数只能算作‘潜流派’”(15)。这样看来，思潮流派选本之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意义似乎就在于把“潜流派”建构成“显流派”，并以此参与到文学嬗变的推动和呼唤中来。因而可以说，思潮选本中命名的权宜和随意所显现出来的，既是在呼唤他人(批评家、读者和作家)参与到对这一思潮的关注、争鸣和讨论中来，也是文学新变的种种可能和多重方向：混乱背后孕育着各种可能。 在谈到《当代短篇小说43篇》时，黄子平指出：“大量作品一视同仁的介绍反而可能淹没了真正有价值的进展。于是人们理所当然地期待一些能够‘勾勒’出这一突破的选本出现，盼望着能够借助一些‘跳动着的点’，来把握住那不倦地、紧张地向前试探、延伸的轨迹。我说的是‘一些’，因为人们可以而且依据不同的标准、尺度选择不同的‘点’，来划出不同的轨迹，从而提供一幅近年小说创作的多样化的互为补充的图景，真正‘毛茸茸’地呈现那动态的、模糊的、无比生动而丰富的进展。”(16)显然，黄子平这是就文学创作之于文学选本的决定意义这一层面而论的。在他看来，好的选本可以提供或反映出文学创作的某一轨迹，多个选本叠加在一起，就能创造并呈现出文学创作“多样化的互为补充的图景”和“动态的、模糊的、无比生动而丰富的进展”。如果纯粹就文学创作之于选本的编纂层面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事实上，文学创作实践本就并不纯粹，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早已告诉我们，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17)，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要求选本的自足性和纯粹性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既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际上也不可能。这就要求我们把选本编纂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才能做到对其运行机制进行真正有效的阐释。 显然，20世纪80年代选本编纂受制于那一时代语境的规定性。1979年前后出现的大量的30周年选本和各种表现新的时代到来的喜悦之情的文学选本，都与当时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而1985年前后大量的文学新潮选本出现，也与现代主义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中被默许及其合法性的获得密不可分。《朦胧诗选》在当时的编纂、出版即是典型事例。阎月君等人早在1980年就已开始着手编选《朦胧诗选》(18)，但这一选本的正式出版却是在1985年11月。这一时间差表明，《朦胧诗选》从编选、到油印、再到最后的正式出版的过程，既是朦胧诗产生广泛影响、引起争论并最后获得承认的过程，产生也是朦胧诗所代表的现代主义逐渐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不难看出，时代社会及其政治文化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选本编纂的背景和框架。选本编纂的发展及其主体性的呈现，都必须在这一框架内展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转折期，思想启蒙(也被称为“新启蒙”，主要表现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和思想解放运动无疑是扭结在一起的。但事实上，这两个思想运动的诉求却并不一致。在谈到80年代初的思想运动时，李陀提出要对“相互对立又相互限制”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进行区分：“‘新启蒙’要干什么？……其中最激进、最核心的东西，是它想凭借‘援西入中’，也就是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新的‘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开辟一个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从这角度看，它当然要和‘思想解放’发生严重的冲突和矛盾。‘思想解放’要干什么？……作为由国家主导的一个思想运动，它的目标就更具体、更明确，那就是对‘文革’进行清算和批判，并且在这样的清算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的新秩序”(引文中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19)。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之间是一种既交融而又彼此分立的矛盾辩证关系，因此，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的平衡就成为各种获奖作品集、争鸣作品选本、思潮选本等选本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前提和限度所在。以争鸣作品选的编纂为例，其通过不同批评文章和作品的并置的形式，而把文艺争鸣的复杂过程简化为不同意见间的平等的争鸣，皆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共识和真理可以通过争鸣推动并产生。诚如《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的编选者所言：“争鸣的目的，在于辩明和服从真理”(20)。其言下之意是，很多事情，通过讨论和争鸣，可以而且必定能够产生真理。但事实上，争鸣的展开及其演变的方向，却是争鸣本身所不能左右的，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况。可以说，争鸣作品选的编纂以其删繁就简的方式所表现的正是这一“弥合”与裂痕间的张力关系，它在表达一种“弥合”的诉求的同时，也暴露出其所潜藏着的内在裂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