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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85年前后确实呈现出文学新变的局面的话，思潮选本在这之后的大量涌现表明，选本编纂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已积极参与到对当前文学演变的推动与文学新潮的建构中去。就选本编纂的独特性而言，这一推动和建构作用主要表现在“选”和“编”的互相阐发上。在思潮选本中，这一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对所选作品的归纳、命名和建构上，其中命名是关键。其一般的做法是，先介绍命名的理论背景，比如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荒诞派小说》前言部分，先介绍西方荒诞派的特征，然后论述荒诞派如何引进中国文坛，进而构筑中国文坛中荒诞派接受的路线图。这一“三段论”式的结构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和《缤纷的小说世界·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等选本中都有集中呈现。但这一归纳诸功能又与一般的文学批评实践不同，首先，这一归纳是为命名服务的，其次是必须要有同一倾向的数量众多的文本支撑，否则便不可能有选本的出现。可见，命名和所选作品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前提和互相阐发的关系，在这当中，命名的准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自圆其说。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各个思潮选本间命名上错综复杂(如“象征主义小说”、“荒诞派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民族文化派小说”、“‘垮掉的一代’小说”、“结构主义小说”等)而收入作品却有很大的重叠这一矛盾现象的产生了。同时也要看到，思潮选本中归纳、命名背后建构文学传统的客观意图所在。思潮选本的归纳、命名一方面是为了构筑思潮流派，另一方面也是在建构作家创作的“传统”脉络，以此肯定作家的创作：作家创作的价值正在于其作为文学传统的其中之一分子。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传统”有精彩的论述，特别适合思潮选本中“传统”的建构作用这一点上。“传统”首先“涉及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不但用铭刻在心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感觉去写作，而且他还会感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处于这个整体之中的他自己国家的文学同时存在，组成了一个共存的秩序。这种历史感既是永恒感又是暂存感，还是永恒与暂存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这种意识使一位作家成为传统的。与此同时，它使得一位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在同时代诗人中的位置”⑤。思潮选本的前言、后记中援引自西方思想资源的脉络，并不仅仅意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更在于建构作家创作上的“共存的秩序”(即传统)，以此肯定、鼓励并推动作家的创作新变。 前面的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的选本编纂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密切，具有某种“互文”性的关系。如果说1979年前后的30周年选本编纂是在政治文化事件推动下的文学事件的话，那么1985年前后的思潮选本则是以选本编纂的形式完成了对80年代中期文学转型的确认、命名和建构，并以此肯定和推动文学的新潮与新变的。可见，1979年和1985年前后展开的选本编纂实践充分表明了选本编纂与文学嬗变之间的辩证关系：选本编纂既能反映时代社会的变迁，也能有效参与到对文学变迁的推动过程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选本编纂基本上依据题材、主题或创作主体以及时段上的不同进行分类，所谓工业题材、公安题材、动物题材、爱情小说、肃反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女作家作品、青年佳作或建国30周年选本之类文学选本大量出现。这一分类原则的展开表面看来是50—70年代选本编纂传统的延续甚或革新，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论”在起作用。现实世界与文学表现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学选本的编纂可以按照现实世界所可能有的分类原则展开：题材上的分类对应的是文学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上的分类，现实主义的反映论文学观是题材分类的理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题材、主题或创作主体上的选本分类原则是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并内在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中的。“文革”结束后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深化，是“题材/主题”编选原则在80年代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这样也就能理解，80年代中前期很少有突破题材、主题分类原则的选本出现，因为那时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还处于各自为阵的探索阶段，不成其为潮流，自然也就难以被编纂成选本。 这样来看，《当代短篇小说43篇》(1985)的出现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李陀和冯骥才在《后记》中说，“许多事实都证明，各种取舍标准不同的选本相互比较地同时存在或先后出现，对认识、理解和评价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学不仅是有益的、需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因此不惮添足续尾之嫌，我们俩编选了这本集子”，但他们又说“使我们苦恼的是很难为这本书取一个恰如其分的书名”⑥。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之所以难以取名，是因为所选作品相当驳杂，早已不是原来那种题材、主题或创作主体分类原则所能涵盖；另一方面，这种驳杂恰恰也是当时文学创作的反映，这一选本对于“认识、理解和评价”那一“历史阶段的文学”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从其收录的43篇小说来看，几难看出选本的编选原则和标准来。可以说，这是一部没有固定取舍标准的选本，但并不代表这一选本就没有自己的标准或意图。据李陀和冯骥才所言，选本所收录作品涵盖从1979年至1983年间。这一时段，是所谓“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思潮此起彼伏的阶段，这本集子却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漠视，其虽收录了素以“伤痕”、“反思”或“改革”写作闻名的刘心武、王蒙和蒋子龙的作品，但所选(选了刘心武的《电梯中》、王蒙的《海的梦》、蒋子龙的《一件离婚案》)既非这些潮流的代表作品，亦非作家本人的名篇。这一情况在所选其他作家中也普遍存在，其中所选虽然大多都是20世纪80年代极为活跃的作家，但他们被选入的作品却常给人以陌生之感。显然，这里的“漠视”和“陌生”并非无意为之，相反，甚至可以说，这恰恰是编选者有意营造的效果。它让我们认识到，时代的文学主潮之中，还有很多不被纳入潮流中去的作品存在，正是这些作品，构成了那一时段文学的不一样的丰富多彩的图景。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作家的自主自立和立体多面或许才真正是文学创作的常态。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在80年代的选本编纂中，《当代短篇小说43篇》是一个过渡，其虽然看似没有标准，但所选作品多倾向于现实主义之外的小说创作，诸如《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我是谁》(宗璞)、《七奶奶》(李陀)和《雨、雪及其他》(高行健)等，这些作品都可以在“现代主义”这一大的名称下被定位，只是它们在当时还并没有形成气势或潮流。可见，它在书名取舍上的犹豫不决所表明的，并非是不能命名，而是难以以潮流之名概括那些尚不成气候的零星作品。这一情况，在1985年前后有了大的变化，各种突破题材、主题以及创作主体分类编选原则的现代主义思潮选本开始出现。如果说思潮选本的编纂必须以创作上的共同倾向为前提的话，这些选本的集中出现表明，文学创作上的现代主义探索已经从最开始的形式上不成系统的借鉴转而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思潮选本的大量出现，表明的是文学创作上求新求变意识的凸显以及集中呈现。可以两套选本为例。一套是“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的《民族文化派小说》(1989)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1989)，一套是“探索书系”中的《探索小说集》(1986)。先看后者(《探索小说集》)，这一选本虽然没有对当时出现的小说创作中新的趋向逐一命名，但其已表现出对这一新变的高度肯定和殷切期望。其通过把各种新潮小说32部分成9类，表明的是文学新变的各种可能的集中展现(数字9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仅仅是一个具体数字，更是一种泛指多的可能)。而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民族文化派小说》，如果从其所选作品来看，大都可以放在寻根文学中加以考察，而事实上，选本的序言中也都分别提到了寻根文学思潮，那选本为什么要把寻根文学思潮一分为二呢？显然，这背后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寻根文学理论阐释上的不同，更是在建构文学新变的多种走向：一个寻根思潮都有多种走向多个派别，更遑论不同思潮了。如果说《探索小说集》表明的是把不同作品所体现的倾向建构为思潮的努力的话，那么《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民族文化派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则是把一种为文坛所公认的思潮重构为多种走向的尝试。在这背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求新求变意识的集中呈现和凸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