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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实主义的“伦理化” 如果说“公家人”的暧昧身份使孙犁“像个散兵”一样，在文学行为上不愿参与到解放区文艺社团的活动中，从而远离了解放区的文艺政策，让自己变成了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的话。那么，促使孙犁做出这种选择的更为内在的原因则是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确立。与解放区政党意识形态规范下的现实主义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同，孙犁的现实主义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把人的生活作为现实主义的中心，由此形成了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内涵。正是在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孙犁看到了解放区文艺政策的缺陷，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创作没有成为单纯的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 以1944年春天的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在离开冀中解放区以前，由于全民抗战的时代要求，孙犁以“公家人”的身份投入到文化“抗日”的洪流中，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独立的文学观。在民族灾难面前，孙犁当然明白文学应当扮演的角色和需要承担的任务：“一个文艺工作者要走向敌占区游击区，深入体验领会，突击写作”，“文艺工作的责任是帮助我们的武装和人民的对敌人汉奸的种种以退为进，小与大夺，出奇制胜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方法是能够及时地深刻地绘影绘形地反映这些斗争的各种特点、各种现象。”[58]可以说，全民族遭遇的战争让所有的解放区作家都成为民族救亡的宣传员，让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成为前线杀敌的宣传品。在刚刚加入冀中地方革命武装力量的一段时间里，孙犁对此并没有产生过怀疑。“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从而走进革命的队伍，这可以说是为革命而文学，也可以说是为文学而革命。”[59]他和冀中解放区的其他“文化人”一样，以笔为枪，驰骋在祖国的土地上，“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正如孙犁后来所回忆： 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地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60] 此时的孙犁，对自己从事的文学活动“不存任何顾虑”，完全是以“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文士”[61]的形象，酣畅淋漓地发挥着文学的宣传功能，尽着自己的“公家人”的责任。因为，“那时候，引导作家们写作的，就是这些鲜明而有号召力的政治目标”。[62]在“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时，孙犁的文学行为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持续不断的战争逐渐引发了孙犁对文学功能的重新思考。在抗战初期全民动员的时代浪潮中，文学毫无疑义地充当了民族救亡的急先锋，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宣传作用。但是，文学不能总是充当战争的宣传工具，作家不能总是扮演简单的“传声筒”，而应当通过发挥文学的特殊性来提升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精神力量。因此，孙犁认为： “传声筒”也不是一概可以抹杀的，如果真能把时代的声音播送给读者，起码是不能使时代的音响经过你的口腔，减弱或变更了声音的色调。而最能防止这个失败的，则莫过于把自己造成一个质地优良的传声筒。 同在春天，有燕子叫唤，也有乌鸦叫唤；同在夜晚，有夜莺也有枭鸟。在他们同是歌唱，是要人愉快赏识的，但我们听来感觉不同，基本上还是那个嗓子的质地的问题。[63] 在战争年代里，文学成为一种工具，作家成为一种“传声筒”，这是没有人会反对的，解放区的文学运动也是如此发展起来的。然而，如何使成为工具的文学能够展现出美的品格，使成为“传声筒”的作家能够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悲欢离合”，展现“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这大概是很少有人关注的。但是，孙犁却在认真地思考着。他从解放区作家所普遍认同的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入手，看到了“生活”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并且推动现实生活前进的，作者如果没有生活，自然就谈不到创作了”，“有时我们常常抽象地谈艺术的政治性，或是文学的艺术性，反倒把生活性忘记了。没有丰富的切实生活经历，政治性和艺术性都不能产生。”[64]所以，孙犁提出，文学反映时代是很自然的，“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的”，有时“政治上的要求过于具体繁琐”反而会限制文学“反映时代的精神”。[65]虽然文学摆脱不了政治的限制，“政治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政治与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固定，非常自然的关系”。[66]但是，从文学的“生活性”出发，“写作最好离政治远一点”。[67]因为，“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里面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68]可以看出，孙犁对“生活性”的强调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这也是孙犁常常远离文艺社团的集体活动的内在原因之一。 延安之行使孙犁暂时远离了战争对自己创作的直接影响，他可以在更为平和的心态下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终建构起以“伦理化”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进而导致他对解放区文艺政策的疏离姿态。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孙犁先是作为研究生一边接受培训，一边继续创作，陆续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69]的《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不久后，孙犁被提升为文学系教员，专门讲授《红楼梦》。以《红楼梦》的讲授为契机，孙犁将在冀中解放区开始关注的现实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进一步做了系统化的思考。在孙犁看来，《红楼梦》“决非出世的书，而是入世的书，是为人生的书”[70]，“它的主题思想，是热望解放人生，解放个性”[71]，也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发扬人性之美。”[72]这一系列观念，都是在与文学系主任舒群的论争中产生的： 什么是《红楼梦》表现的主题思想呢?看惯了一些公式概念文章，脑筋里有一套陈腐的观念的人，反会在这一部作品面前，彷徨四顾，不知所答。而那些红学家们也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一问题。十年前，我们在延安窑洞里讨论这一问题，当时我粗浅地认为：曹雪芹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贾宝玉来表达。因这我想：在创作过程中，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只能通过他肯定的人物的言行表示他赞成的方面；通过他否定的人物的言行，表达他反对的方面。我认为贾宝玉是作者肯定的人物。[73] 表面来看，孙犁谈论的是《红楼梦》的“主题思想”问题，其实孙犁是想通过《红楼梦》反思现实主义的本质问题。只有从现实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正价值。[74]或者说，只有通过《红楼梦》这部经典，才能真正发现现实主义的本质。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思想成熟和确定时创作的，“成熟和确定的思想要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因为在艺术创作里，越是现实主义的方法，便越能表达明确的思想，只有高度的现实主义，才能保证高度思想性的体现。”[75]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是与作家的人生经验、社会风尚、家族制度、文化教育等联系在一起的，而绝不是简单地迎合时代的政治要求。或者说，一个时代的政治要求是隐藏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展现中，而不是表面上对政党意识形态的总体认同。所以，孙犁说：“现实主义的最大功能，是能在深刻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之外，常常透露一种明智的政治预见。”[76]文学虽然摆脱不了政治的要求，但是文学活动的中心是文学本身，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出发点。 既然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那么在具体创作中又将如何处理“生活”问题呢?所谓“生活”，就是“人生”。孙犁说：“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虽然现实的生活，“所谓人生，很复杂，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是真善美和假恶丑并存的。但是，真善美是生活的本质，是人生的根本，文学就是要表现真善美的东西。因为，“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幼年时，我们认为文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宣扬真善美的。我们参加革命，不是也为的这些东西吗?”[77]真善美的东西往往是充满了理想的，文学追求真善美就是要“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78]然而，现实主义文学所张扬的真善美绝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应该是面对整个人生，对时代负责”[79]，“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或者说是现代生活的情趣”。[80]其实，孙犁在这里强调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日常性”问题。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要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因为，文学“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81]由此，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最终落实到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问题上，他的小说也往往注重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描写，表现中国传统伦理的价值取向。 当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走向“伦理化”以后，他很自然地就以基于“人的本性”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从事文学活动的基础，而不是将自己的文学行为囿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下的文艺政策。因为，在孙犁看来，“任何民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总结，形成了本民族的道德观念，用这一道德观念，去评论是非，维系人心，保持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发展。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当然也反映到文学上。”[82]在这里，孙犁将文学创作的“伦理化”功能明确置于政治规范之上，强调了作家的伦理追求的重要性。所以，孙犁提出： 文学艺术，除去给人美的感受外，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教育手段，即为了加强和发展人类的道德观念而存在。文学作品不只反映现实，而是要改善人类的道德观念，发扬一种理想，所以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83] 因为文学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利用文学当然可以促进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的完善。现实主义又因与一个民族的现实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因而是更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孙犁说：“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当然不是庸俗的普度众生，也不是惩恶劝善。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正是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广泛而深刻地关注和思考人类的现实生存状态，因而，“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84]然而，解放区的文学体制建构却受政党意识形态的规范，是远离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精神的，解放区的作家也因此很难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所以，当孙犁离开延安返回冀中解放区后，面对正在全面推行的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政策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和无奈。无论是以乡村剧团建设为中心开展的农村文艺运动，还是以真人真事写作为中心倡导的集体写作潮流，孙犁都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85]复杂心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犁终其一生都是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注释： ①关于“公家人”的身份问题，赵树理的遭际与孙犁比较类似，他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上矛盾性，在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乡村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性。 ②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中说：“我觉得他(指批评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孙犁全集》(第8卷)，第2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13][26][67][76]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A].孙犁全集(第9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5，94-95，87，94-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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