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关 键 词】孙犁/“公家人”/疏离者/文艺政策/文学体制/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郭国昌，男，甘肃静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理论与文学批评。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作家的文学活动发生了重大转折。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导，解放区逐步确立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生活在解放区的作家的文学活动被逐步纳入了文学制度的规范之中，成为延安文学体制的自觉建构者。然而，孙犁并没有主动迎合延安文学体制对自己文学行为的规范，一直“像个散兵”[1]一样“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话语中心”[2]。孙犁文学行为上的“另类”选择，固然有其精神方式和人格心理等个人因素。然而，当我们把孙犁的“另类”选择与延安文学体制的形成联系起来考察时，便会发现孙犁的“另类”选择其实是对延安文学体制的有意“疏离”。孙犁在文学行为上的特殊选择既与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矛盾性有关，也根源于其“伦理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正是在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过程中，孙犁既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另类”文学世界，也造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孤独和苦闷。 一、暧昧的“公家人”身份 1938年春天，在同学和好友的鼓动下，孙犁放弃了自己正在从事的已有一年教龄的小学教师职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地方抗日武装，成为解放区民主政权中的“公家人”。所谓“公家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苏维埃政府为缓解战争状态下物资的匮乏而实行的供给制的享受者，他们主要是指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政党、政府、军队中的工作人员，是解放区地位和待遇特殊的“干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享受供给制的人员遍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整个解放区的党政军等各级部门，形成了特殊的“公家人”群体。随着延安成为充满着“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3]的“圣城”，大量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来到解放区，纷纷加入了“公家人”的行列。[4]对于刚刚来到解放区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来说，解放区的“供给制”生活显得相当“特殊”： 初到延安，什么都是新鲜的。……在招待所的第二天，领来一套灰布棉袄、裤，一双棉鞋。听工作人员说这些都不用给钱，是公家发的，而且每年发一套单的一套棉的。还有每月发五元钱边区纸币，可以自己买牙膏、肥皂用。从此，“公家”两个字印入我的脑海。我们过着供给制的生活，衣、食、住都不用自己筹划。没有工资，只有五元津贴费。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倒也很省心。[5] 这里吃饭穿衣全是供给制，吃得虽然不像成都那样两荤两素，但菜足饭饱，也大大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里的衣服，里里外外全是军装，床上被褥、洗漱用具全是八路军战士的军用品，一人一份，一律平等。[6] 毫无疑问，国统区的物质生活资源要比解放区的供给制生活优裕得多。但是，解放区的供给制生活也有其独特性：它是由解放区的边区政府统一分配的，所有的人都按照同样的标准；它虽然只能满足基本的“菜足饭饱”，但是解决了知识分子作家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是“很省心”的；享受供给制的“公家人”生活“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它是解放区普通民众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的，解放区普通民众是非常“羡慕”的。正是这种可以提供基本保障的供给制生活，为那些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创造了一种“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7]的特有环境，也形成了延安的“公家人”队伍中特有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体。 让解放区普通民众“羡慕”的不仅是这些知识分子作家个人拥有较为稳定的物质生活，而且他们往往是解放区各级党政军部门的负责人，其家庭成员也都可以享受“供给制”带来的好处。尤其对于那些生活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来说，他们还会时常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照顾。草明从上海来到延安后，一直为孩子不能进入中央托儿所而烦恼。然而，当毛泽东听说草明的困难后，事情马上就得到了解决：“毛泽东主席即找服务员请傅连暲大夫来。傅连暲大夫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他是杨家岭中央机关的保健大夫，他也曾给我们文抗的作家看病，所以我认得他。当下毛主席请他解决我的小儿子欧阳加入托的问题。因为他正管得着中央托儿所。我再次站起身来表示感谢他。毛泽东主席又吩咐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用他的名义给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写信，请他介绍我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欧阳天娜到干部子弟学校入学。毛主席在信上签了名。”[8]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作家都像草明一样受到毛泽东的直接帮助。然而，这些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确实在延安的“公家人”队伍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在延安是“洋包子”，是解放区的“大作家”。[9]他们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精神和自由意识，脱离了宗法制规范下的传统家庭羁绊，成为名实相符的“公家人”。 然而，生活在冀中解放区的孙犁就远没有那些来自国统区而又生活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那么幸运。尽管孙犁也同样属于“公家人”，但是，孙犁的“公家人”身份在很大程度是有名无实的。他自己甚至是讨厌“公家人”的身份所带来的级别限制，以至于曾经因为有意“毁弃”根据地负责人签署的工作调动介绍信而长时间不能安排工作。[10]孙犁与来自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在“公家人”身份上的区别，其实是解放区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身份上的差异。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量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来到了解放区，他们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民众的欢迎，成为在解放区享受“供给制”的特殊知识分子“公家人”群体。由于他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成长起来的，更多地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自觉地接受了“公家人”的社会身份带来的现代民主意识。[11]另一方面，生长在解放区而没有接受过“五四”以后现代大学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也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成为解放区“土生土长”的“公家人”群体。他们大多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由于长期浸淫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环境中，秉承着传统道德和乡村伦理精神，更倾向于在宗法制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民间自由意识。他们的社会身份虽然变成了“公家人”，但却在精神结构和文化身份上没有转向“公家人”。因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的延安文学走向体制化的进程中，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因为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上的双重“公家人”意识很快就成为延安文学体制的自觉建构者，而以孙犁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乡村知识分子作家却因为社会身份和文化属性上的矛盾而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家人”意识，始终游离于延安文学体制之外。① 对于孙犁来说，从加入冀中地方抗日武装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似乎没有享受过“公家人”带来的任何优越性。当然，孙犁参加革命成为“公家人”是为了拯救沦陷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的家乡和祖国，而“不是为了追求衣食，也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12]，更不是为了谋求“领导”的职位而光宗耀祖。正如孙犁后来反思的那样：“我没有能力去一步一步地当个领导啊，或者是下边有拨儿人呀，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在抗战期间也好，在战争期间也好，我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生活很艰苦，搞了那么多年，连匹马都没有骑上，连个自行车都没有。”[13]在冀中敌后开展的宣传工作中，孙犁甚至经常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有时连续几天只能靠酸枣和萝卜充饥，连一顿热饭都吃不上，更不要说那些让解放区普通民众异常“羡慕”的“菜足饭饱”的“公家人”的稳定生活了。[14]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冬天，顺道路过河间的叔父来看望正在下乡的孙犁，当时孙犁正“蹲在炕沿下烧秫秸取暖，弯腰弓背，活像一个叫花子”。[15]叔父看到后什么话也没有说，流着泪默默地走了。至于那种让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倍感“特殊”的“里里外外，全是军装”、“床上被褥，洗漱用具”、“一人一份，一律平等”[16]的延安供给制生活，在冀中解放区奔波的孙犁就从来没有奢望过。在更多的时候，孙犁甚至连日常的御寒蔽体的服装都没有。1939年秋天，孙犁等人从冀中平原调到了中共晋察冀机关所在地的阜平山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阜平地区山高气凉，他们仍然身穿单衣，炕上连席子都没有。到了冬天，雁门关外天寒地冻，孙犁因领到的棉衣棉裤太小裹不住手腕脚腕而冻得手足生疮。1944年春天，孙犁在延安之行前领取单衣时因男装已经发完，只好领了带大襟的女装，幸亏有热心的女学生带着剪刀针线及时改成了“大翻领套头衬衫”，要不然孙犁又会没有单衣穿。孙犁就是穿着这样的“奇装异服”，不但在路过兴县时会见了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而且还穿着它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7] 作为身处残酷战争年代的而又经常出入于穷乡僻壤的“文化人”，即使孙犁自己是“公家人”，他在日常生活上的困顿也是司空见惯的。“那里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18]对于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孙犁来说，生活上的这些艰辛其实都是可以忍受的。然而，最令孙犁难以承受的是自己作为独子却无法为处于沦陷区的家庭尽一份责任。孙犁一再说过，“我有很多旧观念”，中国传统的伦理教育和乡村文化环境使“我的旧观念很重”。[19]虽然孙犁在上中学期间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也阅读过一些新文学作品，但是他对农村传统的人伦习俗是认同的，16岁时他就依照父母之命与一位没有上过学的女子成婚。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成家就意味着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然而，孙犁在民族战争的感召下参加了革命队伍，变成了“公家人”。因此，他不可能再留在家中，只能跟随革命队伍奔波于各个解放区。孙犁虽然是“公家人”，但是他不可能像生活在延安的那些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一样，将自己的亲人带在身边，使他们也成为“公家人”。孙犁必须离开家乡，远离亲人，让妻子在家中独自照料父母和孩子。战争阻断了交通，而孙犁又忙于宣传任务，很少有回家看望亲人的机会。1943年秋天，正在华北联合大学教书的孙犁接到了别人辗转带来的家中消息，让孙犁难以承受的是12岁的大儿子由于缺医少药已经在半年前夭折了。同样，孙犁在接到父亲生病的消息赶回老家后不多几天父亲就去世了，而他依照传统的孝道观念想为父亲立碑的愿望也因家乡开始的土改运动而未能如愿。这些事情都是作为“公家人”的孙犁终身引以为憾的。所以，有研究者说孙犁“是一名无悔的战士，一个有悔的人子、人夫、人父”[20]，这大概是不错的。孙犁虽然可以毫不在意“公家人”身份带来的好处，但是“公家人”身份上的矛盾显然一直在强化着他的内心痛苦，并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自己对解放区文艺政策的态度。 如果孙犁一直生活在冀中解放区，那么他也许会认为从事抗战宣传的“公家人”都会和他所在的冀中解放区一样，不但生活历经艰辛而且精神充满苦闷。然而，1944年春天的“延安之行”使他对“公家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在冒着生命危险经历了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孙犁终于踏上了陕西地界。与长期的民族战争导致的冀中解放区的破败不同，陕北不仅农村的“自然风光很好”，而且县城的房屋街道“完整安宁”。孙犁最初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做研究生，后因《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后名气大增而被提升为教员。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教员期间，孙犁真正体验了只有“公家人”才有资格“享受”的延安“供给制”生活：每人一孔小窑洞，“内立四木桩，搭板为床，冬季木炭一大捆，很温暖”；窑洞里有“青釉瓷罐一，可打开水。大砂锅一，可热饭，也有用它洗脸的。水房、食堂，均在山下。”在延安“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子”，这在冀中解放区是根本没有“福气”和条件享受的。刚到延安时，“正值大整风以后，学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员，多照料小孩，或在窑洞前晒太阳。黄昏，常在广场跳舞，鲁艺乐队甚佳。敌后来了很多人，艺术活动多了。排练《白毛女》，似根据邵子南的故事。”[21]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孙犁的身份从研究生转为教员后，他的生活待遇也发生了变化，由“吃大灶”改为“吃小灶”，并且可以带家眷。生活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都带有家眷，而唯独孙犁只是单身一人，沙可夫提出让孙犁将家眷接来延安。然而，沙可夫哪里知道，“无论关山阻隔，小儿女拖累，父母年老，即家庭亦离她不开。”[22]在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孙犁一直独自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冀中解放区才得以与家人团聚。 从冀中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冀中，虽然孙犁的“公家人”的社会身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地域环境的转移带来的却是文化空间的变更，由此带来了孙犁对“公家人”的文化身份的重新认识。从延安回到冀中解放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孙犁的情绪变得相当低落。在给田间的信中孙犁这样说：“从去年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这是很不应该的，因此也就越痛苦。”[23]孙犁也试图“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24]，但是一直没有从苦闷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探究其中的原因，似乎与孙犁对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矛盾心态不无关系。从社会身份上来说，孙犁当然是“公家人”。然而，从文化身份上来看，孙犁显然是游离于“公家人”之外的，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逐渐形成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即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孙犁并没有进入到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公家人”的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之中，他的“公家人”身份与其个人意识一直是矛盾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