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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样完成“脱胎换骨”？ 丁玲在参加延安文艺整风过程中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革面洗心》、《脱胎换骨》[8]③。虽然这两本心得没能留下来，不过从它们的名字可以推测出丁玲在整风中的巨大变化。按照李陀的说法，丁玲在整风过程中从毛文体的冒犯者、抵抗者迅速转变成一个毛文体的热情、积极的宣传者、生产者和捍卫者[9]。 从上述对《关于〈在医院中〉》的解读中，我们看到，丁玲在写作此稿时虽然已经开始感觉到当时正在形成的毛文体的压迫，但并未完全认同。说到正在形成的毛文体对丁玲的压迫，主要来自于本年稍早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以及她作为主编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签发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而在文艺座谈会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三八节有感》的批判。1942年4月初，在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绝大多数发言者(8个发言人中有7个)都对其进行了批判[10]。当时的这些压迫没有使丁玲彻底认同毛文体。其中的原因，恐怕还是丁玲此时还没有真正地被纳入到毛文体的熔炉中加以锻炼。李陀在《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和《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11]两篇文章中详细地论述了毛文体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的产生及其现代性特征对于知识分子的魔力。在李陀看来，延安整风运动本质上是一个以政治活动和斗争为手段的毛文体(话语)习得的学习行为。毛文体(话语)能够吸引知识分子的地方是它适合落后国家/东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现代性④。作为毛文体习得的延安整风，“是一次整顿言说和写作的运动，一次建立整齐划一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的运动。这个‘秩序’既要求所有言说和写作都要臣服于毛话语的绝对权威，又要求以各种形式对这种话语进行复制和转述的时候，用一种大致统一的文体来言说和写作。”李陀将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对读。他发现，二者在“文风上”有“明显的变化”：前一篇文章中“仍然能够找到一些与毛文体不相容的语词”，而后一篇则显示出“已经是一个进入毛文体并且被毛文体改造过的丁玲”。他感叹“丁玲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地完成了她的语言的‘转向’？”[11]高华先生有相同的看法，把后者看作是丁玲“脱胎换骨”的标志[12]355－356。 李陀把《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写作时间判定为1942年5月，其理由恐怕是丁玲在《〈跨到新的时代来〉后记》中的记述⑤。李陀认为“此时丁玲显然还没有完全学会夹起尾巴做人。”他认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写于1942年6月11日，是以此来显示丁玲变化的轨迹[9]。王增如、李向东的《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则把《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写作时间判定为1942年6月，认为它是丁玲“根据在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的，其证据恐怕是因为此篇初刊于1942年6月15日《谷雨》1卷5期以及陈明的回忆[13]175。我的看法是，虽然，延安整风是对所有参与者人格的一次重新熔铸，丁玲当年也处在这样一个大熔炉中，但是，至少在写《关于〈在医院中〉》的时候，她还没被熔铸成型。《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在文风上虽有不同，但并不一定反映出丁玲此时新的人格熔铸已经完成。把这两篇文章与《关于〈在医院中〉》放在一起对读，我们发现丁玲此时对毛文体的态度其实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关于〈在医院中〉》与《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有着鲜明的互文性。而《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与《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不同的文风来自丁玲在写作时自居身份的不同。 在1942年的文艺整风过程中，丁玲的身份是十分值得玩味的：一方面，作为犯错误的同志受到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又作为批判者参与并领导文艺界的整风。当时，毛泽东、贺龙等高层领导人先后单独与丁玲谈其问题，毛泽东更是在公开场合宣布丁玲的错误与王实味的错误不同。高华认为，毛泽东的这一区别对待是为了避免对丁玲的打击在国统区造成大的震动[12]336。由此，1942年丁玲在整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双重身份。从《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批判者的丁玲：她是中宣部指定的“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10]，主持文抗的整风学习；这年5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委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6月9日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延安文艺界批评王实味座谈会；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即《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6月15日至18日，主持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批判王实味的错误思想；8月21日，在文抗举行学风总结大会上作总结；10月中旬末，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持延安各界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会上舌战萧军[13]166－178。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出，1942年的丁玲虽不能说是春风得意，但至少没像王实味那样狼狈到“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成为“活死人”[12]355。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丁玲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关于〈在医院中〉》与《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中显示出不同的文风和话语。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是丁玲双重身份的典型产品。也就是说，在这篇文章中，丁玲一方面以受批判者的身份对毛文体输诚，一方面又从被改造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角度对毛文体的生产复制(改造)过程提出异议。丁玲说：“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新阶级的语言，生活习惯；学习他们的长处，帮助他们工作，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自己在工作中去建立新的信仰，取得新的尊敬和友情。”在这一段输诚性的文字中，前半段是标准的毛文体，笔风犀利、霸道、不容置疑。但，后半段不自觉地回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把“自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他们”(新阶级)置于对立的方面。从这一立场滑下来，接下来的两段文字则完全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谈论毛文体复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应该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所宽容和理解：“这里一定会有个别落后的人，和不合理的事情，宽容些看待他们，同情他们，因为这都是几千年统治者所给予的压迫而得来的。而且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里一定也会有对你的误解，损伤你的情感的地方，错误也不会完全在你，但耐心些，相信他们，相信事业，慢慢会弄明白的。”[14]69后面所引的这两段文字，如果把它们置于《关于〈在医院中〉》这一文本氛围中，我们分明可以将它看作是对受到《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一文受指责的作者的安慰，是对其受到的误解的排解。在《关于〈在医院中〉》中存在着的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同情，同样也存在于《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中。后者一方面极力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科学的文艺理论”[14]68(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到要学习毛泽东的理论，而当时边区总学委编的《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1942)中有毛泽东的6篇文章)，强调“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14]65。另一方面，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情绪、欣赏趣味，丁玲也抱有深深的理解，认为是其“出身所限定”的，是“复杂的”。他们可能有“一些崇高的感情”，“或许却是唯心的”。他们的文章中也许有“十分好的主观愿望”，“也难免流露一些”“旧有的情绪”。这就是李陀所认为的“一些与毛文体不相容的语词”，体现出丁玲写作时的双重身份：作为毛文体的生产者，她具有居高临下的道德优势；作为被批判者、被改造者，她对“旧我”又不乏同情之理解。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对小资产阶级“旧我”的同情之理解的出现还可能与当时延安整风过程中，高层实施者正在提倡的“放”——即“引蛇出洞”，摸底排队——的策略有关系⑥。丁玲当时虽列名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但也许并没有深刻体会“引蛇出洞”这种阳谋的厉害，或者她还没有完全体味出毛文体的意图很大程度上是在造就驯服的工具。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实际上也体现着丁玲双重身份的写作。其文风的尖酸刻薄、狂傲不羁主要针对王实味：“王实味的思想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因此，文艺界比对一切事都更须要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不是赞成便是反对，不准许有含糊或中立的态度。……打击王实味这人(自然我们还须要指出他最后的改正的道路)，并且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文艺界——引者)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而王实味则为人卑劣、小气、反覆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15]71－72李陀认为此文是丁玲完全接受毛文体的标志。 但是，李陀没有注意到丁玲在谈到文艺界应有的反省(包括她对自己的反省)时，文风又恢复到与毛文体不相容的立场上来，其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情又流露出来了。丁玲对当时文化氛围的判断仍然是：“应该开展自由论争，还是杂文的时代”。这显然是丁玲对上述整风运动提倡“放”的政策的回应。她认为，文艺界在王实味事件上应反省的是“政治的钝感和浓厚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检讨签发《野百合花》的错误时，她固然提到了这是她的“耻辱和罪恶”，但又强调这一错误的出现与当时《解放日报》文艺栏的希望自由论争的编辑方针有密切关系。在检讨《三八节有感》的错误时，丁玲固然承认这“是篇坏文章”，但对“错误事实”的认识仍是多强调文章的“立场和思想方法”的“不对”、看问题片面却不肯承认是自己动机不对；认为这篇文章她“贯注了血泪”，安置了她“多年的苦痛”，“寄予了热切的希望”[15]73－75。因此，丁玲对这些“错误事实”的认识与《关于〈在医院中〉》的认识一样，基本上还是一种自白。虽然丁玲在这篇文章中，以唐三藏脱胎换骨的比喻来表达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情感变化，但就如她随后所说的：“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事实证明，丁玲的这一预感是准确的。丁玲在1942年的经历和变化实在不能算是真正的“革面洗心”、“脱胎换骨”，这一变化发生在1943年。 1943年7月，在延安“抢救运动”形成高潮的时候，丁玲被纳入中央党校一部进行审查、抢救。当时针对丁玲的审查主要内容是她在被国民党秘密关押期间是否有自首情节。当时“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12]529。我们无法知道丁玲是否受到了肉体的折磨，但是，精神的折磨则显而易见。这一年也被称为是“她在延安期间最难熬的一年。”[16]在目前披露的几页1943年在中央党校一部时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当年所受到的煎熬：她失眠、激动、焦躁，经常“感到无希望”。她甚至给曾经欣赏过自己的毛泽东和当时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彭真写信，请他们相信自己[17]⑦。当时，在中央党校一部，丁玲也被干部们有意孤立起来。在这种煎熬下，她终于在1943年9月14日(中秋节)按照审查者的要求承认自己是“复兴(社)的特务”。这样荒谬绝伦的供述在持续一年多的抢救运动中比比皆是，我们从这几页难得的日记中看到当年丁玲的供述：“我已经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我向党说事实是的，我就该认清，我就该承认，我说我作极力努力靠近党，用无级(应该是“无产阶级”——引者)的立场思想方法来检查我的历史，我对这种研究是有兴趣的，我说了我的反党的罪行，历数了，把我的什么都说成是有意反党的阴谋，我把我认识的人都供了，把我同这些人都说成了特务工作的联系，支部书记答复我说‘问题’解决了一部分，现在还须要我反省出国民党使用我的方法，和我的工作方法，因为他说我是很高明的！”[17]李向东在谈到这一节时，感叹道：“真是一出悲喜剧，再高明的剧作家恐怕都编写不出这样典型的情节。”[16]丁玲把1943年7月到9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称为“噩梦似的时日”，而且这种时日直至1943年9月“还未过去”[17]。1950年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丁玲还颇有感触地谈到她在陕北“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18]但是，即使是这样，丁玲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脱，1944年她离开中央党校时没有获得一个正式的结论[19]330。我想，正是这一段炼狱生活才真正使得丁玲“革面洗心”、“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文体的复制者、捍卫者[20]。这一点从1944年6月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时丁玲与赵超构的访谈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来：此时的丁玲在谈话中对自己，对个人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对向群众学习等问题的回答已经完全符合毛文体的要求。当赵超构谈到当时延安文坛一体化的检查制度以及干涉作家创作自由的批判空气时，丁玲都给予了极其坚定的否认。另外，她还在客人面前对自己之前创作做了彻底的否定：“那些作品，我自己都不愿意再看了，观点不正确。”[21]137－139 丁玲的“脱胎换骨”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它不同于1931年左右丁玲的转变。在1931年左右，促成丁玲转变的动力固然有文学场共识——阶级文学——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动力还是丁玲个人经验(胡也频的牺牲)与文学场的共识高度重叠。另一方面，1930年代上海文学场的相对自主性的存在也使得从苏联移植进来的阶级文学共识不得不顾及到文学场的规则而发生转译：它作为当时文学场的多元共识之一，在与其他共识相互斗争、相互协商的过程中被文学场所接纳。因此，丁玲的那次转变与其习性的重新塑造都带有鲜明的自觉性。这一过程很自然地通过丁玲的文学实践外化出来：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到《田家冲》、《水》、《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未完)。而1943前后丁玲的这次转变，始于延安正在新建的一体化文学场。一体化文学场的特点是取消了文学场的转译功能，以政治场的价值标准直接作为文学场的集体信仰，以政治场严酷的运作方式代替文学场域占位斗争的“委婉形式”。这导致了像丁玲这类曾经熟悉现代文学场逻辑的作家们的转变成为极其痛苦的过程。 注释： ①吴福辉先生在《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阅读札记》一文中曾经对这种状况深感惋惜：“(此稿)发表以来，反响要比预期的小。这是我替编者悬测的，非常可惜。也显示出我们学术界如今的浮躁。” ②沙叶新把检讨书的基本模式归结为8条，恰如科举时代的八股：错误事实、性质分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努力方向和改正措施。——转引自商昌宝《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第29页。商昌宝则把检讨书的主要特征归结为错误事实、上纲上线、追根溯源、思想参照、整改举措、总结展望6点。他认为，“八股文风作为检讨书在实践中的结晶，已成为其显著的标志和最重要的特点。”商昌宝《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第30－42页。 ③陈明没有说明这两篇学习心得写作的具体时间，我推测有可能写作于1943年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时。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上卷中《革面洗心》为《洗心革面》。 ④高华的观点与李陀的观点有些相左。高华认为，毛文体的形成是对五四自由民主的新文化传统的清除，是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融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第304－305页。 ⑤丁玲说：“《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写的，是我在那个会上的发言。”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9卷，第82页。 ⑥1942年6月7日，中央总学委部署“放”，收集整风所需的材料。——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308页。 ⑦丁玲写给毛泽东、彭真的信的原文是：“毛主席，彭副校长：相信我，我请求你们，当我的问题到了现在的时候，我是没有胆子来向着我们党的领袖来胡扯，来开玩笑的。” 参考文献： [1]王增如．李向东．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6). [2]吴福辉．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阅读札记[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2). [3]郭冰茹．丁玲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转型[J].文学评论，2010(4).秦林芳．书写“内心的战斗历史”——论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J].江苏社会科学，2010(4).李振．延安《解放日报》中的性别与文学[D].南开大学，2010.张丽英．旋涡里的生存[D].南京师范大学，2010.李荣秀．走进新时代——试论若干现代作家建国后的心路历程[D].山东大学，2009.孙红震．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阐释[D].华中师范大学，2008. [4]王增如．一份未发表的检讨——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草稿[A].新气象 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C].2007. [5]商昌宝．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6]燎荧．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A].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7]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1952－01－22[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8]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J].新文学史料，1993(2). [9]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J].北京文学，1998(7). [1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J].新文学史料，1982(2). [11]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J].花城，1998(5). [12]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13]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谈到，此文写于1942年6月． [14]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A].张炯．丁玲全集第7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5]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A].丁玲全集第7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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