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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文艺领域入手来研究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规律，是当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我们需要从国家形象研究这一新视域来审视“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以国家形象研究的新内涵来丰富和深化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框架，可以用理论的自觉来促进和指导文艺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探索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发挥其独特的凝聚和影响作用。 【关 键 词】国家形象/形象诗学/中国文艺 【作者简介】徐放鸣，1957年生，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国家形象是在国际交流和竞争中由一个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有效组合而产生的综合影响力。国家形象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领域，其文学呈现、文化呈现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强国的建设、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国家形象研究逐渐进入多学科的研究视域，成为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和实践探索的紧迫问题。从文艺领域入手来研究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探索领域，也是当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为此，我们需要从国家形象研究这一新视域来审视“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以国家形象研究的新内涵来丰富和深化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进而实现当代文艺实践构建中国形象的理论自觉，发挥形象诗学对文艺领域塑造中国形象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 中国学术语境里的“形象诗学”是由文艺理论中的传统形象理论发展而来，它历来都是文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且在其理论发展中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和传承。一方面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论核心范畴的解析和继承基础上，另一方面又从西方古今文论中获得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逐步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形象诗学理论，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了理论创新的可贵实践，显现出形象诗学理论发展的不同走向。 赵炎秋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历经十余年时间持续进行文学形象理论的专题研究，在对传统文学形象理论做了深入梳理分析之后，提出了“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其著作《文学形象新论》(2000)、《形象诗学》(2004)是国内学界关于形象诗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笔者认为，赵炎秋教授在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上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学术贡献：第一，系统地梳理国内外关于文学形象研究的学术史，对传统形象理论的演化线索有较为清晰的把握，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性观点做了恰当的评述，进而在新的认识高度上提出了形象研究理论创新的紧迫问题。第二，在分析两种不同的文学理论传统(形象论文论与语言论文论)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将形象问题作为一种文学本质观予以阐发，进而鲜明地提出“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他认为，“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文学只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形象，一是语言，两者一直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学理论传统：形象论文论和语言论文论。”①他一方面“坚持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而且从整体上看，形象论文论也更符合文学的实际”，另一方面也明确地指出“传统的形象理论的确存在着许多不足”。②因此，他致力于“如何结合文学实践和中国文论的传统，吸取语言论文论的长处，克服传统形象理论的不足，加以丰富与完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文学实际的形象理论体系”。③从传统的文学形象理论到作为一种文学本质观的形象诗学，其理论定位和结构内涵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反映出对形象理论在总体文学理论中的定位和重要性的新认识。恰恰是在这层意义上，文学的形象研究上升为一种“诗学”。第三，由准确把握文学语言与文学形象的复杂联系入手，在对传统文学形象理论存在的缺陷做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着力阐发作者所标举的“文学的形象本质”，进而建构起具有创新性的形象诗学理论体系。在童庆炳先生看来，赵炎秋“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形象的实质是生活，但形象不等于生活，形象是对于生活的形象化。简言之，形象是形式化的生活”④。他力图辩证地把握文学中语言和形象的关系，阐发了语言能否构建形象以及如何构建形象的问题，强调“文学语言的特性就是它的构象性，它的目的就是构成形象”⑤，从而打通了语言论与形象论的内在联系。在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上，赵炎秋从形象的形成机理、形象的内部结构和组合方式、形象的评价标准、形象的意义、形象的创造与接受等方面予以阐释，由此而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形象诗学理论体系具有开创性，代表了文学形象研究的新趋向。 王一川教授出版的《中国形象诗学》(1998)⑥代表了形象诗学研究的另外一种走向。该书并不急于构建新的形象诗学的理论架构，而是在对1985～1995年这10年间中国文学新潮的评述和解析中鲜明地提出了当代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呈现的关系问题，从而探索并确立了一个新的文学批评视角：既从中国形象角度考察当代文学新潮，也从当代文学新潮考察中国形象的呈现，并且力求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相互阐释。⑦这是国内学界最早将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的塑造紧密联系加以批评和阐释的专题著作。在王一川看来，“中国形象诗学是有关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一种审美与文化阐释”⑧。其立意在于强调“创造富于审美魅力的中国形象，就必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项非常而又自觉的使命”⑨。以此角度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王一川发现：“由于这百年间中国及世界历史的特殊性，对中国形象的反复寻找、呈现或重构，竟演变成了一个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纪性’传统。”⑩他把这一传统概括为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中国形象创造的五次浪潮：世纪初年、五四时期、20～30年代、50～60年代、1985～1995年间，对每次浪潮中文学所呈现的中国形象特点做了简要的分析，尤其是对1985～1995年间文学所呈现的中国语言形象、表征形象、神话形象、家族形象、市民形象做了丰富的例证分析。这实际上构成了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外一种独特阐述视角，对后来出现的相关研究具有启迪作用。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王一川在讨论中国形象诗学时不再局限于文艺学领域和单纯的文学研究，而是在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视野中考察中国形象的建构问题。一方面，他揭示了中国形象从古典性到现代性的演变历程。他认为：“以鸦片战争时期作为国体名称的‘中国’的诞生为标志，古典性中国形象在西方他者冲击下急剧破灭，中国形象终于成为一个需要重新追问的空前急迫而重要的大问题；也正是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现代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想象力活动——建构现代性中国形象。”(11)文学恰恰是承载现代国人对国家形象的自我想象的重要方式，在我们过多地受到域外他者视野构建的中国形象的影响甚至困扰之后，“更需要考察的是中国人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因为，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来说，这种自我想象本身就是这种发展进程的一部分。”(12)由此，中国形象的自我想象和呈现，应当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急迫内容而确立，当然，由于诸多原因，20世纪的中国文艺界和学术界，尚未形成对这一使命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王一川所建构的中国形象诗学力图凸显中国形象审美和文化的双重性质。他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的总体象征，‘中国’代表的是同时富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审美魅力的文化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本身就是在审美魅力中凝聚着丰富文化想象的形象，或者说，是洋溢着审美魅力的文化形象。‘中国’同时蕴涵着审美意味和文化象征意味，即具有双重意味。中国如此，整个中国形象系统亦然，即都具有审美与文化双重意味。”(13)这说明，他是在审美想象与文化批评的双重视野中来把握中国形象建构的，因此，他所运用的中国形象诗学，既是一种审美的诗学，也是一种文化的诗学。这种选择已经超出了形象诗学的原初理论内涵，展示了形象诗学发展的新空间。后来，王一川的观点又有深化，他以电影艺术为例，将中国文艺塑造的国家形象分为国家硬形象、国家软形象和国家软硬形象这三种类型，其中“国家软形象在呈现方式上则较为隐性或含蓄，即不再以塑造国家领袖、人民英雄、模范人物、历史英雄等直接的主流价值象征系统为使命，而是主要透过一些非主流的边缘人物、小事物、小事件等去间接地和柔性地呈现国家精神、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艺术韵味等”(14)。这进一步拓展了国家形象展示中的人物塑造空间。 笔者本人的形象诗学研究显示了前后期不同的侧重点。前期是在传统形象研究领域内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做现象考察和个案分析。(15)譬如从形象塑造的对象主体性入手，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性格发展规律做系列研究，针对人物性格的“背叛”现象——违反作家创作初衷而自然发展，探索其中存在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主动性与被动性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完整性和层次性等，以此来“从一个侧面深化对文艺作品的形象诗学研究”。(16)又如，将形象诗学的理论扩展到文学以外，运用于影视批评实践，对产生广泛影响的影视作品主人公形象及人物群像做个案分析，(17)并且进一步深入讨论当今时代英雄形象的塑造面临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趋向，提出了值得警惕的非英雄化倾向问题，(18)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讨论。后期笔者重点就“我们的文艺如何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提出问题，在《文艺报》展开了相关讨论。(19)笔者认为，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中塑造出我们正面的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是当代中国文艺责无旁贷的现实使命。我们既要肯定当代文艺实践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存在的明显缺失。例如文艺形象纷杂背后的相对单一、深度缺失、原创性不足，要看到中国当代文艺形象序列表面上的琳琅满目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苍白平淡。(20)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我们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还缺乏以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充分的自觉意识，还没有在这个方面形成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领。为此，迫切需要努力拓展形象诗学的研究视域，将国家形象建构研究纳入其中，同时，要从文学领域的形象塑造扩展到整个艺术门类各种艺术形态的形象塑造，形成适应新形势的形象诗学研究格局。 关于国家形象构建的诗学研究 中国语境里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是最近十余年间才逐渐开展的，其内在动因主要来自崛起的中国面向世界时的形象建构实践以及在诸多方面遇到的现实困扰。可以说，正是不同领域的国家形象焦虑和十分紧迫的形象构建需求催生了关于国家形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发端于国际关系和媒介传播领域，并逐渐进入文艺学和不同门类艺术的研究视域，已经有多个相关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这一研究动态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可以说，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主动进入国家形象构建层面，是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不断走向自觉和成熟的标志，显示了应有的现实关怀品格和担当精神，进一步说，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框架，可以用理论的自觉来促进和指导文艺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探索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发挥其独特的凝聚和影响作用。 关于国家形象构建的诗学研究有着广阔的学术空间和丰富的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尝试做如下宏观的描述。 首先，如何界定和把握独特而又极其丰富的研究对象，确立在文艺领域全方位地构建“国家形象体系”的战略目标。我们认为，文艺创作主要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广阔视野中通过抒写、刻画、表现、展示关于中国的人、物、事，以审美创造的方式生动具体地建构中国形象。这个中国形象体系是在传统与当代、个体与整体、物质与精神、民族与地方的张力中，以“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出的多元化样态：(1)范围上：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军事形象、审美形象、艺术形象、文化形象等；(2)类型上：官员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军人形象、工人形象、农民形象、青年形象、大众形象等；(3)地域上：民族形象、地方形象、民俗形象等；(4)层次上：先锋形象、世俗形象、娱乐形象等；(5)特质上：勤劳、质朴、勇敢的中国人形象，古老、多彩、现代的中华文明形象，发展、开放、和谐的中国社会形象等。 其次，如何把握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构建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机理”，从而实现在诗学层面的总体研究。我们试图从七个方面建立起形象建构的逻辑框架，构成“形象七论”：一是“形象定位”。即如何解析国家形象的复杂内涵，文艺领域塑造国家形象的特殊性，当代文艺应当塑造什么样的国家形象，文艺中国家形象的类型划分与范式追求等。二是“形象追踪”。包括中国文艺自身从传统到现代展示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域外“他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世界文化对话格局中的中国形象如何等。三是“形象修复”。对外梳理和厘清西方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解、误读与歪曲、妖魔化，对内分析政府、企业、国民面向世界的自身素质缺陷，提出以文艺实践重塑中国国家形象的基本方略。四是“形象塑造”。立足于当代文艺实践，以主动、积极、建构的姿态和开放性、现代化的视野，确立国家形象的言语叙事和视觉审美的双重逻辑，建构起统一而又多样的国家形象体系。五是“形象借鉴”。即借鉴美国(好莱坞大片)、韩国(韩剧)等在国际文艺实践中塑造国家形象的成功模式，汲取世界经验，同时探索国家间文化交互传播对于国家形象相互建构的内在规律。六是“形象接受”。考量并提升新的国家形象体系在国民中的接纳度与认可度，发挥文艺作品在审美活动中对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文素养方面的独特影响力，形成新的向度上的“文化共同体”。七是“形象传播”。以全球化为视域，以新媒介为载体，促进中国国家形象的包装、传播、影响和渗透，并以一种跨文化的间性智慧，实现与“他者”文化和“他者”形象的相互理解、相互印证、相互建构，不断激发内在的活力。 再次，作为对国家形象构建的诗学研究，如何把握文艺作品中呈现的国家形象的审美特殊性，或者说如何把握国家形象审美呈现的形态特征。上文已经指出，文艺实践要以“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中国形象塑造的多元化样态，这种形象呈现当然不同于新闻传播领域、国际关系领域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域中所展示的中国形象，而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我们至少可以做如下概括：其一，它是生动形象、感性具体的艺术化呈现，而不同于一个抽象的“构建和谐世界”的价值观；其二，它是历史的，也是审美的，是以审美化的形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感；其三，它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在真实与虚构的张力关系中展现中国的多样化面貌；其四，它是个性化的，以民族的、地域的、民俗的独特人文生态展现中国文化多元而又具有整体感的特殊性。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审美呈现的特殊性，文学艺术应当是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的最有效的载体之一，当代中国文艺的创新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传播过程。 第四，如何把握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复杂性。先谈塑造文艺中国家形象的创作主体，我们认为在中国语境里，创作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情感体验并非单一的，而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具体说应当重视三类创作主体：一是大陆作家艺术家，这无疑是国家形象塑造的主力军。但是其中也要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不同文化身份。体制内外的作家艺术家在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意识、角色定位和创作状态应当做细致的分析。二是台港澳作家艺术家，他们有着特殊的文化身份和对国家的另外一种认同感，可以从另外的视角表现家国情怀和故国想象，会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体现其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三是海外华人作家艺术家，无论是旅居还是入籍，这个艺术群体都有着对祖国的深厚而复杂的感情，其中有的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创作活动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既不同于大陆和台港澳的作家艺术家，也不同于所居国家读者观众对中国形成的“他者”形象，是十分特殊的创作群体，也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再谈文艺中国家形象的接受主体，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只为对外传播所用，它同时也对自己的国民有着影响、凝聚、启迪、提升的作用。因此，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接受主体也是多元而复杂的。从域外接受主体来说，又有海外华人群体与外国公众之分。我国近年来每逢春节期间组织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海外艺术巡演活动就是以海外华人群体为主要受众的，数千万海外华人和他们的后代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情感和地域、宗族的血脉联系，一定程度上是与祖国荣辱与共的，因而他们对于中国形象特别关注，有的还力所能及地支持、协助、参与中国形象的海外传播。对这类接受群体，我们的文艺实践应当增强贴近性、针对性，努力强化海外华人特别是其后代的祖国认知和归属感，使之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受众。至于外国公众，也是复杂的多元群体，政府、智库、媒体、企业界、艺术家各有自己的选择取向和利益关联，其中还有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差异甚至壁垒。他们对于中国形象的选择性接受和自主性想象形成了复杂的“他者形象”。再看本土接受主体，现实中发生的诸多严重损伤中国形象的事件充分说明，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必须建立在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基础上，必须强化全民族维护国家形象的意识。因此，文艺实践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应当针对本土国民，强化“形象接受”方面的探索，在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公民素养的提升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视域下形象诗学中的多重形象关系问题 围绕国家形象塑造而拓展形象诗学的研究视域，必须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共生的背景下，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时空转换中确立开放的、发展的中国面向未来的形象定位。在上述宏观描述之后，我们要重点探索文艺实践构建中国形象所涉及的若干形象关系问题。 第一，中国形象中的“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西方比较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晚期形成了涉及文学中的他国形象的“形象学”研究，并被迅速地介绍到中国来。(21)比较文学形象学强调，文学中的一国形象，是由他国读者观众在阅读、评论和想象中形成的，这属于一种“他国形象”研究，“基本不考虑本国对自身的形象塑造问题”。(22)可见，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立意是“研究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生成、流变，即异国形象是如何被想象、被塑造出来，又是如何传播的，继而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发现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23)。事实上，西方对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这种“他者形象”的构建由来已久，其间经历了从热情赞美和景仰，到全面否定和蔑视，再到如今重视中的毁誉参半。对这种中国形象的“他者化”建构足以写成内容丰厚的他者视域的中国形象史，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必要的梳理，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为我们呈现了域外的“他者化”中国形象。(24)值得重视和反思的是，在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他者化”建构影响下，20世纪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也存在着明显的“他者化”迹象。有论者指出：“中国文学中所呈现出的‘中国形象’虽是本土作家的自我塑造，但因为参照系来自于别国(主要是西方)，所以在塑造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形象’他者化、异质化了。”(25)这种西方视角影响下“自我异质化”现象不仅在文学中存在，而且在电影、美术以及文艺批评中也存在，李朝全在《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一书(26)中对不同艺术领域里的“他者化倾向”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中国本土作家艺术家尚且如此，海外华人作家更是直接受到西方观察和批评中国的倾向性影响，其作品里中国形象的他者化痕迹有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凡此种种，更加说明，新视域下的形象诗学立足于以文艺实践来实现国家形象自我塑造，努力构建当今中国的“自我形象”，确实具有现实紧迫性。这需要我们冷静分析存在异质化、他者化倾向的深层次原因，增强自我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进一步说，文艺领域中国形象的自我呈现与他者化呈现都已经是历史性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文艺中的中国形象史。从今天的建构主义视野看，观察中国的“内视角”与“外视角”，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不应当是相互对立和隔绝的，而应当在双向或者多边的主体间性中实现互照、互识甚至互补。重要的是，如何以“自我形象”的成功构建和有效传播来影响他国的读者和观众，同时，如何从“他者形象”中发现国家形象构建的得失，在他者的镜像中反观自身，引起警醒，激发我们努力建构当今中国形象的使命意识，增强形象建构和传播的针对性。有论者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的突破需要的是国内外多元共生的完整的生态链，在这当中，‘中国形象’的本土书写显然发挥着主体或主导的作用；同时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问题上，塑造是基础，只有从根本上提升本土‘中国形象’书写的水平和层次，才有可能打开‘中国形象’传播的新局面。”(27)我们应当在这种“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对话交流中将中国形象的塑造融入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努力彰显其影响力和凝聚力。 第二，文艺呈现的中国“历史形象”与“现实形象”。这要在两个层面上分别讨论：首先是在“史”的层面看，文艺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已经构成了历史形象与现实形象交错交织的、错综复杂的国家形象史，其中既有外国作家艺术家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如美国作家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地》，又如埃德加·斯诺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西行漫记》，再如在英美大众文化中从小说到电影构成系列的“傅满洲”和“陈查理”的形象，以及西方传教士和游历者对古代和近代中国的描述，也有本土作家艺术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不同的视角所呈现的形态各异的中国形象。这些不同文化身份、不同观察角度所形成的中国想象构成了丰富复杂的中国形象呈现，反映了绵延六百余年的中国形象史，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形象与现实形象的变迁，也可以看到本土作家、海外华人作家、外国作家等不同创作主体在中国形象呈现上的深刻差异，他们的中国想象形成了令人深思的对比和映照，“文学中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或描写，而被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考察”(28)，系统地梳理以上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国家形象史，对于我们今天增强构建国家形象的自觉意识具有深刻的启示。 其次是在“论”的层面看，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要探索当代艺术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中国形象塑造，如何以自觉的主体意识来进行历史书写和现实书写，如何进一步反思和克服本土作家艺术家存在的国家形象呈现的他者化、异质化问题。周宁教授指出：“西方的中国形象支配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西方现代性想象正是通过中国现代思想转换成现代中国反思历史、改造现实、憧憬未来的思想视域与问题框架。”(29)这种被塑造出的现代性自我显然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意识，也显然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文艺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必须确立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应当超越“东方主义”或者“西方主义”那种通过他者化、妖魔化对方而提升和肯定自我的思想局限，在倡导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视野中建构自己国家的文化形象——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通的文化形象。王岳川教授对此提出了“后东方主义”的命题，他认为“‘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意味着走出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将多元文化精神置于文化身份书写中，减少对抗性而增加对话性，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交往和发展”(30)。这对于形象诗学探索中国形象构建应当确立的主体意识具有深刻的启示。走出二元对立的习惯性思维定势，积极寻求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之间的平等对话，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觉，才能确立超越性的主体意识，以文学艺术所呈现的开放性中国形象去寻求跨文化的交流互动，进而实现新的基点上多元文化的共存和互补。这正是形象诗学在国家形象构建方面探索的方向。 注释： ①②③⑤赵炎秋：《形象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107页。 ④童庆炳：《形象诗学·序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见上书第2页。 ⑥参见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⑦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引言》，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⑧⑨⑩(11)(12)(13)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17、17、16、2、20页。 (14)王一川：《国家硬形象、软形象及其交融态》，《当代电影》2009年第2期。 (15)参见徐放鸣《审美文化与形象诗学》第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6)(20)徐放鸣：《审美文化与形象诗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213页。 (17)参见徐放鸣《另类英雄李云龙》，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2006年版。 (18)徐放鸣：《英雄、形象塑造及其他》，《文艺报》2006年9月7日。 (19)徐放鸣、张玉勤：《我们的文艺如何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文艺报》2007年3月6日。 (21)参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3)(28)张志彪：《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以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例》，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24)参见周宁主编《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周宁主编“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凡9种，分别为美国、西欧、俄罗斯、日本、印度、东南亚、非洲、阿拉伯、拉美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姜智芹：《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2008年版；姜智芹：《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27)吴秀明主编：《文化转型与百年文学“中国形象”塑造》，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8页。 (26)参见李朝全《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华艺出版社2007年版。 (29)周宁主编：《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总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30)王岳川：《发现东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