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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权力话语的作用，某种知识“谱系”一旦形成，它自身也有一种逻辑的力量在对文学史构造发生作用。如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文学的历史叙述，通常都存在一个由“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的历史逻辑，但事实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伤痕”因“文革”和此前极“左”的政治历史而起，暴露“伤痕”必然要“反思”历史原因，“反思”历史也不是向壁虚构，必然要依托对“伤痕”的暴露。二者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不是逻辑递进关系。“改革文学”虽然在逻辑上是紧随“伤痕”“反思”文学之后，但其标志性的作品(《乔厂长上任记》)却是发表在“伤痕”“反思”文学方兴未艾的20世纪70年代末，其意也在医治“文革”的创伤，而不像后来的“改革文学”那样，志在革除体制的弊端。同样，后来的“寻根文学”和“现代派”实验，在文学史的叙述逻辑中，也多认为一者回归传统，一者学习西方，是传统和现代催生的两种不同的艺术取向。但事实上，无论“寻根文学”，还是“现代派”实验，同是接受外来影响的结果，前者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后者则主要来自欧美现代派文学，二者都是带有现代主义性质的文学实验潮流，如此等等。“编年体”的文学史虽然可以通过梳理这期间的文学史实“还原”历史面貌，但要从根本上动摇这种知识的逻辑，改变这种知识的“谱系”，依旧十分困难。 其次就在于，“编年体”的文学史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编年体”的文学史对史料的选择和取舍，也要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编年体”的文学史虽然与“论述体”的文学史有很大区别，但在一些基本的手段和方法问题上，却也存在诸多共同性。对史料的选择、取舍就是这种共性的表现。如前所述，“论述体”的文学史因为“以论带史”，所以，对史料的选择、取舍，都以“预设”或“后设”的理论为标准，虽然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但却有确定的目的指向性。与“论述体”的文学史相较，“编年体”的文学史对史料的选择、取舍，因为要“以事实为依据”，故而要受制于在一定的时空中发生的文学事实本身。这些文学事实因为是自然发生的，因而是随机的、偶然的，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采用“编年体”也不可能把这些自然发生的文学事实，不加选择地悉数编进文学史，同样要编撰者做出选择和取舍。要选择和取舍就必然会掺杂进一些主观因素，其结果就难以完全“客观”。如果受某种当下目的意图的支配，如“反拨”某种流行的看法，“纠正”某种错误的判断，这种主观性因素会变得异常强烈，其结果虽不依傍某种“预设”或“后设”理论，也可能因为受这类潜在理念的支配，落入“以论带史”的窠臼。即使是在坚守“客观”立场的编撰者之间，不同编撰者对同一时期文学史实的选择、取舍也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也要影响“编年体”文学史的“客观性”。更进一步说，“编年体”文学史的这种“客观性”的表现，也只是就其所选择的史料而言，是所谓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若论其选择本身，则只能斟酌折中于主客之间：过于主观，其结果如上所述；过于客观，又可能使编年史变成一堆历史资料的堆积。在主客之间，要把握好一个恰当的分寸，其难乎哉。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是，“编年体”文学史对史料的编排，也存在类似的困境。如前所述，“论述体”的文学史是依靠“论说”构建的文学史，“编年体”的文学史，用笔者的话说，则是“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对“材料和事实”的阐释与评价，都隐含在史料的编排之中。正因为如此，对史料的编排，就成了“编年体”文学史的“重中之重”，也因此成就了“编年体”文学史注重客观事实的突出特点。但是，与此同时，也给“编年体”文学史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史料的编排，是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和标准，这种原则和标准又是如何突出其注重事实的特点。就“编年体”的历史著述而言，从《春秋》到《资治通鉴》，都有各自编排史料的原则和标准，这种原则和标准往往要服从于编撰者的目的意图，孔子作《春秋》，令“乱臣贼子惧”，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欲资于“治道”，都是这种目的性的表现。“编年体”的文学史也不例外，也有自己的目的意图。就现当代文学编年史而言，这种目的意图在现阶段主要是针对现行体例的弊端，要对长期以来重“论”轻“史”的文学史体例进行一次“拨乱反正”，但最终目的却是要让文学史回到历史的本原，让文学史真正成为事实的历史，而不是观念的历史。要实现这个近期的目标其实并不困难，只需有针对性地择取文学史实，依例进行编排，就可能打破“预设”或“后设”理论的逻辑，“还原”历史的面貌，但要真正实现最终目标，却有待“编年体”文学史的观念和方法的完善。据笔者观察，现阶段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编撰，尚属起步阶段，尚无完善的观念和方法，也缺少应有的理论自觉。编撰者多以材料为尚，把主要精力用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选择、编排，却很少思考如何让这些“材料和事实说话”，即如何使这些“材料和事实”通过依年(月、日)序次的编排形成一种自然的历史联系，体现一种内在的历史逻辑，在这个基础上，真正建构起一种既体现客观性又合乎目的性的文学史，而不至于流为一种文学史的资料长编。不是笔者有意苛求，现有“编年体”文学史大多近于文学史的资料长编，而离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史的目标尚远，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年体”的现当代文学史在现阶段依旧是一种历史的“中间物”，成熟、理想的状态尚在人们的期待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