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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二十年来，当代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一直被所谓“边缘化”的话语所笼罩着。作家与批评家齐声哀叹文学的风光不再，他们声称在宏大叙事解体之后，又遭逢市场的夹击，严肃文学不得不在夹缝中步履维艰地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理由和可能性。在这种总体语境中，之前的文学出现了分化，虽然文学从来就并不是“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所能规约，到了如今，它们的“多样化”特征却似乎更加明晰了：一部分弄潮儿顺势而变，投身资本经济的洪流，以注意力经济消费为旨归，这类文学势必以事件、话题、最基本的原欲及其压抑与压抑的(虚幻)实现为中心;另一部分则以精英姿态，或者采用保守式的回望与坚守思维，(至少在姿态上)弘扬某种理想主义的情愫，其中健者则意图重新发明文学，开创与引领某种更具有新时代先锋意义的文学价值;但是绝大部分还是那些被官方体制资助的作家与刊物，尽管他们与供养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那么融洽，在接受赞助的同时表现出来的观念充满了对后者充满半真半假、降尊纡贵式的批判。 “边缘化”与“多样化”之间构成的张力空间就是当代文学的现状，当然，这本身只是一种描摹，事实上不同特征的文学群落之间时不时地交叉重叠，有时候最前卫激进的那部分可能只不过是在营造独属于自己的象征资本，而体制内作家也时不时向市场暗送秋波——所有的一切都充分地显示了我们时代文学内在的精神分裂：表述与实践充满割裂，精神与金钱暗通款曲，而决定这一切的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展所造成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文学生态结构变化。 回首现代以来文学的历时性位置嬗变，可以更为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文学生态结构的变化轨迹。在帝制王朝向现代(国族)国家递嬗之际，因为面临全球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挑战，民族主义必须对外抵御侵略，对内唤醒民心凝聚民众，文学在传统价值观崩盘的背景下由“小道”而被提升为大国，因为知识分子发现了它所具有的情感与“想象”的巨大能量——它直接与现代政治、国家与“人”本身的建立与巩固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魂”的巨大象征才由文学家来承担。现代文学的意识形态能量一时无二，并不是外在施加的，而是现代性本身的结果。它在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确实站在了社会文化生活的第一线。 当现代政治与国家确立之后，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文学，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早期，因其认知、教育、审美、娱乐的功能亲和性，较之政治、宗教、历史与哲学同样有着无可比拟的作为，因而更易于为权力所直接征用，“一体化”的话语于是成为文学历史实践的必然呈现形式。《红楼梦》《海瑞罢官》《武训传》之所以能成为政治路线斗争的表征物，与彼时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密切相关。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无产阶级在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境况下，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是首先在文化上取得先进性的领导权，然后才能获得了物质世界的领导权。新中国的一系列文艺政策和运动莫不与此相关，比如模仿苏联建立的文联机构、作协组织，当然到后来由于过于激进的举措导致了社会主义文化实验的失败，却部分地取得了文学的民主化进程。这一进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思潮中迅速在文学领域开花结果。 当代文学史上所说的“新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自我调适过程，在这个阶段从创伤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下爆发出来的新诗潮、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已经显示了与此前社会主义文学截然不同的面目。事实上，直到这时，文学一直是对社会总体发言的，而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也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社会风气、引发广泛讨论的影响力。社会文化上的种种风吹草动，甚至更广阔范围的意识形态变革，也总有文学的身影。但是，出于“影响的焦虑”般的弑父情结，新一代的青年作家一反归来的右派作家，也不同于返城的知青作家，而试图建立自己的文学坐标。这个文学坐标由于更多的是从外部渠道得来的美学标准和文学规范，所以在强调对于个人主义、身体与欲望的强调中，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解构大历史、颠覆崇高、张扬个性的道路，只是它们在实践中成了自己所反抗的文学话语的对立面，而并没有走出它所反对对象的逻辑。其后果的严重性在后来的日子中日渐显示出来，文学的“边缘化”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