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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学的边缘化，如果不提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变革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是不公平的。不过，文学自身难辞其咎，事实上它们更多是在自我变革的内部自己放弃了言说重大问题的权柄。走向个人、肉身、私历史、小叙事，首先就把自己放逐在了时代主潮之外。这并不是就是题材意义上说的，因为重述历史、书写时代转型、注目社会现实和人的精神变化一直以来并没有从文学主题中消失，消失的是对于把握和创造宏大命题的理解能力与精神信念。关于“民族”、“国家”、“主体”、“集体”和“人民”等话语的书写被认为是令人羞愧的虚妄，作家们集体性地从追求应然性世界的理想主义激情中后撤，退回到认同于实然性世界的现实主义乃至功利主义之中。这是一种犬儒式的自欺欺人，除了自我抚摸之外，如果能获得利益上的认可就被认为获得了成功。这反过来造成了重大问题本身中文学的缺席，所以说如果有“边缘化”，那是文学自己造成的。至其甚者，就是像最近吸引较多关注的“乌青体”废话诗，它固然有行为艺术式的可解读意义，却是在游戏中自挖墙脚，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文学的偏见和歧视。 我们时代关于“成功”的意识形态被资本所主宰了，它从经济领域弥散辐射到政治、文化和精神领域。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意味着一个作品获得来自官方半官方的奖项、市场销售上的份额、大众读者们的议论热度。我们已然注意到，这种由名利主导的文学思维是多么严重地摧毁了文学来之不易的尊贵位置，将它从提升民气、鼓舞民心、教化民德、传达民意、抒发民气、凝聚民心、塑造民像、发扬民力、彰显民魂的集体性诉求，降低为极端个人的手艺、行为与实践。如果说，之前那种文学观念被批判为文学的政治工具论，那么后者其实何尝不是另一种经济与资本工具，甚至更加等而下之。并且我们习以为常的“工具论”本身也是大堪质疑的，文学作为内在于整个社会关系系统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宗教等密不可分，不存在谁利用谁的问题，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共同围绕着某个时代精神与社会命题前行。 因而，我们今日讨论当代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真正需要追问的可能是，为什么文学与政治、经济常常结合得如此紧密，而它们又为什么会发生分裂或者被某些批评家、学者认为应该发生分裂?如果文学有自己的主体性，那么当代文学应该如何在社会中自处?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的密切关系并不意味着它缺乏自己的主体性，而是说它必须有能力与它们形成对话性的结构，从而促使自己在描摹、解释、创造当代中国的社会与心灵中发挥作用。而文学的主体性也不是说它会形成某种自足的圈子自行其是，而枉顾大时代的变局和生动鲜活的现实。概而言之，文学只有在认识、阐释、创造中国与中国人的事业中发挥作用才能获得它的历时性价值和意义，否则它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个体玩意。 当然， 中国和中国人本身是个庞大、复杂、多样的存在，它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有着久远的历史和变动不已的现实，因而首先，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无法界定它那永远处于流动和建构之中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一体化”的文学话语不再适用的原因。其次，多样化本身也需要警惕差异性生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调某种个体化、特异性的存在，而忽略了时代主潮的重大关切，毕竟溪流只有汇入江海才不会干枯。具体到每个作家，他所能做的当然只是认识社会的某个部分，以一种类似“分期付款”的方式一点一点完成对于社会与精神的文学再建构。第三，文学既然从民众中来，在经历了精英的现代重构之后，遭逢新时代的再一次民主化语境，它应该又一次回到人民中去，将文学从少数人的实践变成一种多数人的生活。文学成为生活的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网民以众筹的方式出版跳楼的底层打工诗人许立志的遗著诗集《新的一天》。原本计划到2015年1月15日筹得6万元，截止到我写这篇文章的2014年12月5日已经筹措资金超过10万元。这个事件也许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显示民众的文学如何在人民自己的生活中获得真正的认可和实现。 本文原载《雨花·中国作家研究》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