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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平凡的世界》展示的是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下城乡分治之中的主体突围，以及此种农民主体性的成长过程：一种是以孙少安为代表的扎根乡土、离农不离乡，经由艰苦的自主创业，最终实现财富的增长和精神的裂变；另一种是以孙少平为代表的“离土、离乡、离农”，同样经由艰苦的探寻，实现了自我的追求和纯粹精神的蜕变。如此，紧紧围绕着土地及其生存生活方式，孙少安、孙少平成为一个时代构建农民主体性的一个镜子的两个面向。在某种意义上，孙家兄弟事实上是对高加林故事的合理延展：孙少安实现物质富裕的过程，孙少平谋求精神突围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城乡二元模式的一种决绝的抗争，也表征着在特殊的社会历史境遇下当代农民的路向选择。“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但没有高加林式的好高骛远；他们有为实现理想的奋斗决心，但却没有高加林式的极端个人主义，比起高加林来，他们更现实，更愿把理想的实现附丽于整个农村现状的改良。从某种意义上说，少安、少平既是高加林追求精神的继续，又是对高加林式的追求方式的否定。”(11)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1980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当我们的作家和作家笔下的角色处于城乡二元社会强大的制度困境之时，很难实现对这种制度本身的直接性的批判与挑战、抗争与颠覆；他们只能采取迂回战术，揭示并认识这种制度，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以自我奋斗的方式，潜在地表述对制度的某种批判与反思。因此，无论少安、少平选择的道路有多大差异，但二者具有的共性事实是：以理性的力量和果敢的精神，直面现实处境并谋求超越现实。 孙少安是一个类似于梁生宝般的角色，但又在发展中显示出差异性。一方面，他身上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农民的影子。他恪守传统中国农民的道德规范，他厚重朴质、安土重迁、任劳任怨、老成持重、甘于奉献；他勇敢承担起家庭重负，勇于担负起队长的职责，敢于直面自己的贫困处境；他热爱这片土地，他的婚姻、情感、事业、人生价值都紧紧地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他将辍学务农供弟妹读书视为天经地义，他热爱集体并踏踏实实想方设法搞好集体工作，他拒绝了青梅竹马但已跳出农门的田润叶的爱情，在婚姻的选择上以勤劳本分能干为标准，他极力反对妻子秀莲的分家要求，他在创业受挫甚至破产后仍然千方百计借钱偿还村民。另一方面，他又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农民所具有的品格。他扎根乡土但又不囿于乡土，生于贫困但又不甘于贫困，具有善于思考、不甘平凡、果敢坚韧、勇于开拓、创新求变的精神。他渴望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私与公、情感与理性、欲望实现和道德净化之间建立一种富有张力的、动态的、弹性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对当代农民而言极为可贵的品格，决定了孙少安遭遇城乡差别、生存艰难、极左势力、乡村惯习和创业失败等种种困难时的姿态，也决定了他扎根于乡村的发展道路：在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他发现了农业集体劳动的弊端，冒着风险率先实行了家庭承包体制；在一次简单的运输交易中，他发现了农民跳出农业走向富裕的道路，并以智慧的头脑和大胆的运作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即便遇到了近乎破产的后果，他依然一次又一次地穿越动摇、迷惘、痛苦、烦闷的迷雾，在千辛万苦之中重新踏上充满希望并最终收获成功的创业之路。 较之于孙少安，孙少平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性和理想性的人物。同少安一样，他身上也具有传统中国农民的优异品质；但与少安相比，他身上洋溢着鲜活的时代精神，他的视野更开阔、意志更坚韧、理想更远大、思维也更敏锐。生存的艰难困窘及其造成的心理阴影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却没有阻挡他谋求自我发展的道路，反而成为他一步步实现自我的铺路石。从吃“非洲馍”的穷苦学生，到浪迹街头的打工汉子，再到钻矿洞的煤矿工人，孙少平依凭坚韧的品格、独立自主的意识以及高擎的理想大纛，始终在自我奋斗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探索着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事实上，农家子弟孙少平背井离乡，并非是为了逃离乡土，而是为了逃离一种固有的抑或常规化的生活方式，是为了突破传统农民身上所具有的“安土重迁”的小农思想与狭隘观念，从而实现一种富有冒险性和理想性的精神突破。对于一个当代青年农民而言，孙少平没有遵从命运既定的安排，他既没有选择传统的扎根乡土的务农之路(或类似孙少安式的创业之路)，也没有选择逃离乡土的进城之路，而是听从内心的(哪怕是冲动的、盲目的)呼唤，踏上了一条属于自我实现的、独立自主的、不断进取的、极具个性化的发展之路。客观地说，从实用理性的角度考量，无论是物质收获和个人荣誉，还是长远规划与发展前景，孙少平背井离乡去城市揽工、去矿山挖煤，都不及和哥哥孙少安一起兴办企业。但对于农村知识青年孙少平而言，这些外在层面的需求并不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虽然这是他一度特别是成长时期备受煎熬的问题)，他所需要的是一种突破农民既定生活方式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前途是未定的，它的前景是不可知的，它有着强烈的情感动力，有着极为主动的自我设计，有着隐隐约约甚至盲目之至的未来指向，有着浓重的理想的影子……说到底，孙少平高中毕业之后所走的道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主体性、实验性和理想性，支撑他踏上这条未知之途的，是一种强烈甚至略显偏执的主体性力量，这种力量促动一个农村青年突破“安土重迁”的既定生活方式，突破一种固定的农民进城的常规路径，突破一种因循守旧、保守陈旧的精神心理图式。在一定程度上，孙少平的意义就在于他的思想与行动是一种深刻的改革与嬗变，他改变的并不是那些形而下的现实性的物质生活，而是一种形而上的心理转变与精神革命，他要为游离于“城乡交叉带”的千万个农村青年树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坐标，要超越既定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空间和二元选择，探寻一条勇于直面现实、勇于精神突围、勇于进取、勇于自我实现的发展之路。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平凡的世界》尽管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书写重点，但它并未仅仅止步于此，它还在全景式的乡村世界中图绘了当代中国农民的整体群像。这个群像是丰富多层的，它涵盖了各种年龄、各种身份、各种层面、各种性格的农民形象。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处于城乡交叉带、处于历史转型期、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当代中国农民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和矛盾性。 如果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家兄弟所代表的是当代中国农民以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谋求自我实现的话，那么，《浮躁》中的金狗则既扎根于乡土深处，又行走于城市之中：他有强烈的致富冲动和发展规划，所以他能够触摸时代脉搏勇于改革，扎根于州河之上兴办运营船运企业；他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他能够抓住机遇并竭尽全力去实施执行；他又有强烈的权力诉求和政治智慧，所以他能够充分利用田、巩两家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仙游川的权力秩序。但是，作为一个底层农民的儿子，作为一个备受乡村权力秩序左右的农民，作为一个渐趋熟稔于权力运作的乡村知识分子，就如同文本向我们呈现的那样，伴随着改革冲动和权力变革，金狗无疑也是“浮躁”的，就如同他的同乡雷大空不惜一切追逐财富一样，他竭尽全力所从事和实现的一切——兴办船运企业、赴州城做记者、回白石寨蹲点等——很难说是自我实现。这是一个焦灼于特定时代之中的“浮躁”的农民，他有智慧、有视野、有力量、有能力，他希图在历史的旋涡中把握自我的方向，谋求在乡村权力变革中掌控发展的走向，也希望在真挚热诚的情感诉求中收获丰厚的果实；但是，就如同我们看到那样，他太过“浮躁”、太过焦虑甚至太过功利了，作为一个熟悉传统、感知时代并善于运作的青年农民，他最终也陷入了痛苦的困境特别是精神的分裂。无论是相对于隋抱朴，还是相对于孙少安、孙少平兄弟，金狗虽然也具有强烈的主体性，也具有某些现代性精神因子；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对权势的仇恨而生成的“浮躁”，使他不得不走上“以恶抗恶”的歧路，他运用近乎“狡诈”的智慧，实现了自己身份的转变，最终也部分地实现了仙游川、白石寨甚至州城权力秩序的嬗变。在这一点上，金狗与雷大空无异：他们都是寻求某种手段来改变乡村权力秩序，并在这种改变中实现人生价值与意义。如果说有所差异的话，那就是雷大空选择的是义无反顾、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物质财富追逐之路，并且通过个人财富的增长从而实现社会地位、个人荣誉乃至权力的上升；金狗的选择是心思缜密、机谋权变的斗智斗勇之路，他利用当权者之前的矛盾，深入抵达权力的微妙缝隙得以实现。当然，金狗身上种种的矛盾和裂痕，并不妨碍他的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他是属于传统的，更是属于现代的；他与雷大空所走过的道路，是一个处于特殊语境下最优秀、当然也最浮躁的农村青年所不得不进行的实验般的艰苦探索。相对于雷大空，金狗更趋理性，他认识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以及这一切潜在的矛盾冲突，所以他也更痛苦；相对于变化的时代，金狗更趋坚定，他更早地感知到改革的潮汐和发展的契机，但当这种感知并未像孙少安那样单纯地指向发展本身，或者像孙少平那样单纯地指向理想本身的时候，他的奋斗就被笼罩上一层厚厚的阴影，也就更加增加了他的痛苦指数与分裂指数；相对于保守传统的父辈们，金狗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开放也更趋现代性，但残存于内心深处的狭隘的小农意识和强烈的自我完善之间的巨大裂痕，使得他在目的与追求之间摇摆不定、备受煎熬。由此，他的持重和偏激、失重与恒定、倾斜与平衡、迷惘与痛苦、机智与狡诈、狂妄与虚浮、亢奋与低沉、放纵与节制、缺憾与丰富，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他所生活的并与之抗争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的力量中寻求到相应的诠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