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小说是回忆”——审美记忆的超越 人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能用语言表达记忆，是记忆的本体。“记忆潜藏一种召唤的力量，它召唤人回首过去：在主体被召唤回首过去的同时，存在一种不自觉的诱惑力量，激发存在者一次次地修改和涂抹以往记忆的历史，赋予它主体的情绪、想象、体悟和话语，对于记忆的内容和意象的不断更新并且给以诗意和智慧的阐释，从而连续地丰富和延伸记忆空间，使之诞生新的符号和感性意象。”(19)颜翔林在《论审美记忆》中指出“审美记忆是作家对以往记忆的选择、颠覆和重构，在重建过程中对事件不可能做到精确的记录、完全的复原，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偏差甚至是扭曲。进行重建作家首先需要对原本真实的记忆进行筛选，摒弃无关紧要的物体，过滤和清洗众多以往记忆中的杂质，保留具有审美可能的意象和符号，提炼具有美感可能的片断，锤炼为闪烁光泽的晶体。这时，记忆的最初模样有所变化，那些原生态的记忆材料被作家的主观情绪、诗意的想象和生命感悟所删除、修改、填充、美化，铸造出不同于原先存在的审美意象，建构了一个全新的意义世界和精神结构，打开了生命的诗意境界之门。”(20)就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颜翔林关于审美记忆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但汪曾祺的“小说是回忆”和通常的审美记忆不一样，它源于审美记忆，又超越了审美记忆。 高邮，童年，是汪曾祺创作的本源，童年记忆在心中不时闪现。多年以来汪曾祺与文学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从近处观察着生活，又从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着生活。历经几十年的观察与思索，终于打开记忆之门，创作出一系列“高邮故事”。汪曾祺强调真实，他的作品“大都有过亲身感受”。这些童年记忆成为书写“高邮故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记忆的存在就不可能有“高邮故事”的出现。小说是虚构的再创造，在写作过程中一些确实存在过的记忆不可能完全遵循它原有的真实性，它必须超越以往的感觉记忆，转化为具有美感和审美功能的审美记忆。“小说是回忆”造就了“高邮故事”成就了汪曾祺，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高邮故事”已不再是单纯的审美回忆，它已经成为从“沉静”到“淡泊”境界的回忆。余光中在《我的写作的经验》中谈到：“华兹华斯曾说‘诗来自沉静时回忆所得到强烈情感之自然流溢。’此语颇合我国‘痛定思痛’的原理。所谓‘痛定’，所谓‘沉静时回忆’，都是指对于情感之酝酿而言。”(21)他又说艺术品的成功，自然的原料，丰富的人生经验只是起点，还必须另具丰富的而且是创造的想象力。十年浩劫过去，新的时期到来，艰难苦涩的时世，曲折坎坷的人生，汪曾祺看之在眼，记之在心，经过“沉静”的回忆，发挥了天才的创造的想象力。童年时光短暂而美好，故乡高邮那片土地美丽大于忧伤，美丽的东西人人都向往，经历太多灾难的中国人更是需要回归心灵的净土。汪曾祺“痛定思痛”，并从史无前例的那个“痛”中走出，“沉静”地告别“痛苦”，超越了通常的审美记忆，用他智慧的目光，在“小说是回忆”中找到了中国人久违的祥和世界。发现“高邮”当然不是一时之间突然的灵感，这个发现留在汪曾祺心中几十年，经过几十年思索，最终才展示出来。他回到“旧社会”这个过去，获取生命的自由，正是他“异秉式”的叙事智慧。其实高邮也并非汪曾祺笔下那么美，那里有穷苦百姓，也有天灾人祸。但，“高邮故事”中的“高邮”没有太多的灾难，那里一切安静、和谐，灾难被淡化，人与人，人与天，人与地和睦共存。汪曾祺七十岁给自己题的四句诗中第一句便是“近事模糊远事真”，其实他早就有意地让“近事模糊”，“远事存真”，让远事活生生地生长在他的审美记忆里，“沉静”地回忆过去，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高邮故事”，远离尘嚣，不为功利写作，抛开流行的虚假模式，回归真实，进入淡泊的境界。 几十年来汪曾祺一刻不停地回忆童年，回忆高邮。开笔的《灯下》就看出童年生活已印入他的脑海，进入晚年，童年记忆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清晰。童年没有沾染世俗的尘埃，透明如水、表里澄澈，这就足以让童年记忆转化为审美记忆，而且它的“美感势能、印象清晰度和持续性超越其它年龄阶段获得的记忆。”(22)二十岁成名，中断几十年，六十岁回归，汪曾祺不断地超越常规的审美记忆，坚持着冷静“沉淀”，“去掉浮躁”的创作，“沉淀”不光靠时间推移，更在于“思索”，“反复思索”。年轻时代的浮躁变成了老人的宁静，促成“高邮故事”的诞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四十三年前的梦思索了几十年，才有了《受戒》那个小和尚和村姑谈恋爱的故事，《庙与僧》的影子依然存在；1948年明明已经发表《异秉》，思索多年后又重拾旧作，重新改写。汪曾祺更多的新作源源涌出：保全堂、熏烧摊、五小、小明子、小英子、巧云、小锡匠……一幕幕往事，一个个旧人出现在新的“高邮故事”中。 汪曾祺的回忆总是和童年视角连在一起，这几乎成了研究者们的共识，上个世纪末，席建彬在《回归与拯救——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中认为“汪曾祺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实现对已沉溺的过去的拯救，呈现出写回忆，追求氛围气，间离效果等特征。然而，回归只是一种对于‘缺席’的想象，拯救也只是文本里的虚构。”(23)指出“汪的小说常交织着梦境和现实两条线索，编造诗性的梦境成为他对现实的特殊心灵规避方式。在记忆中通过现实的参照有力地凸现童年的同时，汪氏小说面临的是一种双向解构的局面——童年生活解构了现实生活，而现实反过来又解构了童年生活。”(24)席建彬的观点启发了卢军的思考又受到了卢军的质疑，她认为：汪曾祺在描述童年的“善和美”的同时，也没有刻意回避童心的扭曲、玷污及丧失。汪曾祺记录下那些失落了童心的大人和孩子，对他们寄予了不同的情感态度。一是同情，二是批判，显示出人性的复归，超越了伤痕文学。(25)其实，汪曾祺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事策略在“高邮故事”中已发展为一种叙事智慧，是经历身世浮沉之后，寻找到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智慧，一种顽强表现自己审美品格的书写智慧，是梦境与现实，童年与当下，双向解构后的一种重建。汪曾祺颠覆了现代人只能流浪的宿命，用他的“高邮故事”让精神还乡成为可能。汪曾祺对“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超越，一是得高邮之地利，二是有开放之天时，三是积淀多年的学养和才气。他超越了审美记忆，把“小说是回忆”在“高邮故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法国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所显示的，在显示中所具有的价值；就是所揭示的世界的情感性质。”(26)“审美对象所暗示的世界，是某种情感性质的辐射，是迫切而短暂的经验，是人们完全进入这一感受时，一瞬间发现自己命运的意义的经验。因此，艺术家总是出现在你的作品之中，但他越隐蔽却越引人注目：他的声音如果不是讲他自己，我们能更加清楚地把它识别出来。”(27)作为审美对象的“高邮”，具有的审美价值就是揭示一个世界的情感性质。在回忆中汪曾祺发现了“高邮”，建立了一个发现自己命运，溶进自己生命的世界——“高邮世界”，这是汪曾祺和别人不一样的回忆。正如米盖尔·杜夫海纳所说：“创造价值，就是创造对象，就是生产带有新意义、开创新风格和传达新世界的信息的新作品。”(28)“高邮故事”就是这样的新作品。汪曾祺把审美眼光投到高邮，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在“高邮故事”中发现自己命运的同时，也让读者在瞬间发现自己的命运，他的“小说是回忆”超越一般的审美记忆，“高邮世界”就是“只能用它的作者的姓名去命名”(29)的汪曾祺的“高邮世界”，即使抹去了汪曾祺的名字，他的“高邮故事”“高邮世界”，读者还是会清楚地识别出来。 汪曾祺曾借海明威的说法：“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说谎”，巧妙地批评了垄断文学创作多年的臣服政治，图解政策的虚假典型，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胡编乱造。这种虚假典型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扼杀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艺术生命。散文所写是真实的东西，以它为依据，现实中的东西步入小说后发生了转化，感觉它是真实，其实已是艺术的虚构。正如德意志哲学家威廉·狄尔泰所说：“没有不以记忆为基础的虚构力，同样也没有不含虚构力的某一方面的记忆。”(30)诗人的天职是还乡，“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31)之后，诗人汪曾祺回归故园，回到生活的真实，亲近艺术的本源，让真实与虚构，散文与小说溶而化之，有了一种“飞入芦花瞧不见”的诗意栖居，这种小说的散文化或散文化的小说，显示了汪曾祺高超的叙事智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