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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遥的形式 对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的农民之子路遥来说，高加林的故事是对自己人生经历一次最自然释放又最费尽心机的摹写，无论是进城改变个人命运的渴望，还是辜负巧珍的自责，都是他从自己身上感受到时代转型中人心悸动的朴素记录。现实生活经验如何被转化为小说虚构中的“生活故事”，这些个人生活故事又如何涵括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命题？写作的同时代性，使得《人生》难以清晰描绘出改革时代底层青年的出路，但它又像一面棱镜，折射出80年代“再造新人”的差异性想象。正是在对个人、社会与国家层面不同诉求的契合与冲突中，高加林开放的人生结局预示了一种路遥式个人主义的“新人”构想：它是以合乎新时期意识的个体化与现代化追求为起点的，但又对这种追求本身具有自反能力，它既能释放改革动力，又能注意到改革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尝试建立更为合理的价值根基。“个人”必须被放到关系中去理解，这个关系可以是社会性的：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也可以是历史性的：个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可惜《人生》仓促结尾，路遥既没有展开叙述高加林的城市生活，也没有真正给出一个可以让高加林获得认同感和权利保障的农村。《人生》只是提出了构想“新人”的方向，却并没有给出答案。《人生》之后，路遥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倾注到《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中，从我们一贯对文学性的理解来看，《平凡的世界》在形式上显得并无创新甚至有所倒退，但放到《人生》的写作脉络上，当高加林分身为孙家兄弟，一个进城劳动，一个回乡致富，当着墨不多的高家村，被铺展为改革时代阶层重组的全景中国，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如何在形式上更有可能回应《人生》未曾解决的问题。 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怎么办？》，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本被60年代俄国青年奉为生活教科书的小说，据说在70年代的北京地下沙龙中被广泛传阅，当时就有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合理利己主义”的讨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如何成为80年代现实主义的文学资源？类似《怎么办？》《红与黑》这样的作品又如何参与到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的主体想象中去？这些与路遥写作相关的问题还有待研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为何要塑造拉赫美托夫的说明，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路遥小说形式的意义：“更崇高人物的出场，是为了让人们看到，“我的主角们绝对不是理想，绝没有超过同一典型的人的一般水平”，而“艺术性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这样描写对象，就是使读者能够想象出他们的真实的样子”(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