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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人生》与80年代“新人”故事(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争鸣》2015年第201 杨晓帆 参加讨论

    二、更衣记:高加林的爱美之心
    路遥代替高加林留在了城市。1982年《人生》发表前后,路遥由《延河》杂志编辑转为陕西省作协正式驻会作家,他曾在“文革”的政治波涛中十八岁出门远行以红卫兵的身份串联到北京,他曾跻身北京插队知青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以农民作家的身份走上文学道路……如今他终于以职业作家的身份成为城市的主人。“当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很强大,或者说他一定要表现得这么强大,但是回到房间面对自己,他又是极度懦弱的,他从一个极度贫穷的地方来到繁华都市,面对各种人物,生活的反差很大。在西安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十多年,但是,他从来没有融入过这座城市,他在心态上还是一个农民,夜半更深常常从梦中惊醒,担心被这座城市坚硬冰冷的城墙反弹回去。”⑩路遥喜欢从他的“农裔城籍”出发谈创作,这种自我认同其实包含着真实的身份焦虑。据海波回忆,手头并不富裕的路遥,却格外喜欢抽好烟、喝咖啡、吃西餐,路遥说,“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看不起自己,需要一种格外的张扬来抵消格外的自卑”(11)。——“洗不掉的出身”,如果说这种感觉的形成,包含了社会主义实践未能真正克服城乡差别、甚至造成制度性歧视的历史后果,这也是为何路遥跟弟弟们要拼命进城的原因,那么“进城”显然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生活的紧张感从未散去。
    感觉如此重要。即使读者不满意高加林在爱情选择上的功利算计,也不得不承认他对城市的全部欲望,都更像是一个文学青年易被满足的浪漫幻想,极少市侩。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是个十分爱美的青年。第二章登台亮相,他就很花了一阵时间刷牙,披上黄色军大衣,“折了一朵粉红色的打碗碗花,两个指头捻动着花茎”。如果把这段描写放到“十七年文学”中,高加林一定会被斥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但路遥显然有意把高加林塑造成一个天生的美少年,甚至在他刚失去民办教师工作的痛苦时候,还要特别设计一个游泳的场景来展示他“完美的身体”:“他的裸体是很健美的。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体力劳动与科学健身,这组对立暗示了“美”的第一要素就是“不像农民”。
    通过描写高加林“完美的身体”和“爱美之心”,路遥为高加林的进城之路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逻辑起点。对于高加林来说,在“爱美之心”的驱动下让“身体”摆脱“身份”的束缚,才是他渴望在城市中获得的,他不会仅仅满足于“陈奂生上城”式的物质消费。而“美”之所以能够成为对抗制度性歧视的话语实践,是因为“美的本质被界定为真与善、感性与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被理解为人的一切对抗、纷争和矛盾的最终消除”(12)。在新时期初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讨论中,“美”已经摆脱阶级论的审视,以“共同美”“人性美”的名义,为高加林企图剥离出农民阶层的平等诉求提供依据,而高加林正代表了一种抽象的、大写的“人”的复归。从这一点看,《人生》在形式上当然是与新时期意识高度契合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要“美一回”的生活追求,却通过“更衣记”的场景被表现出来。马栓为了讨好巧珍,穿上蓝涤卡罩衣,戴上镀金链手表,掩饰自己只是一个没文化的庄稼汉子;巧珍为了让高加林欢喜,把水红的确良衬衣的大翻领翻在外边,把头发改成城里姑娘时兴的发型——而同样出身农民的高加林,却在他被退职回村劳动时,拼命将自己化装成一个“农民”:
    “像和什么人赌气似的,他穿了一身最破烂的衣服,还给腰里束了一根草绳,首先把自己的外表‘化装’成了个农民。其实,村里还没有一个农民穿得像他这么破烂。……大家都很同情他;这个村文化人不多,感到他来到大家的行列里实在不协调。尤其是村里的年轻妇女们,一看原来穿得风风流流的‘先生’变成了一个叫花子一样打扮的人,都啧啧地为他惋惜。”
    高加林本来就是农民,不需要再从着装上表明身份,这里刻意强调“化装”反而把事实颠倒过来:“农民出身”如今成了高加林的“身外之物”,就像一件别扭的衣服,越发显出高加林与农村的格格不入。并不是普通农民就不关心美,就不讲究穿时兴衣服,但当村民们将“有文化”和“穿得风风流流”联系起来时,这种看似寻常的判断背后,实际上包含了一个美有高下之分的认识标准,即真正的“美”,是与特定阶层的趣味、教养和生活方式密切相连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在村民眼中,巧珍刷牙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臭美”,马栓把自己收拾得像个乡镇企业老板,会被认为“俗气的很”,而高加林自轻自贱的扮“丑”,反倒包含了对美的真实追求。这里其实预设了一个“谁有能力审美”的问题,一不留神就会戳破在美与平等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幻觉。
    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当高加林成为一名吃“公家饭”的县城记者时,脱去这身“穿错”的农民衣服,高加林完美的身体并没有像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那样征服众人,外在装扮仍然是他确保与农民身份撇清关系的重要道具。“他胸前挂了个带闪光灯的照相机……显得特别惹眼”,他“穿一身天蓝色运动衣,两臂和裤缝上都一式两道白杠,显得英姿勃发”——路遥几乎动用了一个农民出身作家关于职业记者、体坛明星的全部知识,给高加林披挂上了想象中小镇青年应当具备的所有物件,而这些甚至在城镇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显得做作与奢华。“黄亚萍按自己的审美观点,很快把高加林重新打扮了一番: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天蓝色料子筒裤,米黄色风雨衣。她自己也重新烫了头发,用一根红丝带子一扎,显得非常浪漫。浑身上下全部是上海出的时兴成衣。”这种过分张扬的打扮,引起了县城居民的不满,“许多人骂他们是‘业余华侨’”。高加林起先并不愿意这样,但黄亚萍的理由是他们马上就要到大城市去了,有必要“实习”一下。这一幕“更衣记”充分暴露出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的权力关系,“她大部分是按他的意志支配她,服从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高加林对巧珍的要求:“你为什么没穿那件米黄色短袖?那衣服你穿上特别好看……你明天再穿上。”
    在新一轮更衣记中,高加林无法再主宰他对美的追求和感受。通过“化装”去模仿高于自己出身的社会阶层,并想象性地占有这种身份——当高加林按照黄亚萍的审美观把自己乔装成“南京人”时,他难道不也是在重复曾被村民们瞧不起的巧珍刷牙式的“非分之想”么?只有用一身华服去掩盖“脱不掉的出身”,才能真正像城里人一样活得体面吗?从这一点看,不仅仅是“走后门”在高加林的进城道路上埋下了危机,以“更衣记”为表征的爱美之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模仿者”与“被模仿者”、“赝品”与“真身”的等级关系。无论是高加林打量巧珍、马栓时居高临下的眼光,黄亚萍包装高加林时的强势,还是小镇居民不满黄亚萍、高加林时髦装束时的嫉恨,在这种与美、趣味和身份有关的感知结构背后,都默认了一个基本前提——农民是不如小镇居民的,小镇居民是不如“南京人”的,“南京人”则不如华侨,每个人都不应该僭越他所归属的社会阶层。不在其位,不谋其奢,外在着装上的更换只能暂时掩饰其实际出身。高加林进城,尽管挑战了城乡区隔下的不平等,但又严格复制了社会分层结构中既定的身份等级秩序,很大程度上正是布尔迪厄所谓:“个人将社会结构内在化并变为指导行为、举止、倾向和品位的等级模式的过程”(13)。就连盛赞高加林自我意识觉醒的李劼,也敏锐地察觉到,他“似乎只有把自己的农民身份变换成记者、作家、局长、书记等等,才体现了人的自身价值”(14)。
    “更衣记”最贴切地象征了高加林的进城之路,它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一个妥协的结局,他或许可以从生活的外形上占据一个城市中的位置,但如何建立与城里人势力相当的自我认同,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比较阅读张一弓几乎同期发表的小说《黑娃照相》,这种写法更显得意味深长。也是一个农村青年短暂的进城故事,新的农村政策让黑娃富了起来,他捏住八元四角的钞票决定到城里开开洋荤,最后选择了“流动照相馆”:
    “黑娃从容地脱下补丁小袄和沾满汗污的小布衫儿,勇敢地袒露着正在发育的结实浑圆的肌肉,赤膊站在阳光下,像是向人们炫耀:看看,好好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黑娃啊。穿戴时兴的人们,你们都扒了衣裳,跟俺黑娃比比肉吧,这可是俺自个儿长的,咱不比身外之物!然而,当摄影师热心地帮助他,把毛衣西服呢子裤等‘身外之物’堆砌在他那健美的躯体上时,他还是感觉着一种进行了一次报复的惬意。”
    “这一位果真是俺么?但他很快便确认,这就是本来的黑娃,或者说,这就是未来的黑娃,评论家也说,相片之外的黑娃不过是黑娃的异化罢了。”(15)
    与高加林的更衣记相似,这一次“化妆摄影”,让黑娃“美了一回”,但农民黑娃因劳动锻造的健美的身体,最终还是敌不过穿上“毛衣西服呢子裤”的黑娃,前者甚至被认为是后者暂时的异化状态。通过调动80年代人道主义讨论的思想资源,强调黑娃作为“人”的固有本质——消除城乡差别,让相片里跟城市人一样体面的黑娃与真实生活中的“他”合二为一——成为改革最激动人心的理想。但正如前述分析的那样,新的困境随之而来,像城里人一样吃得穿得,就一定能给农民带来同等价值的尊严感吗?
    《人生》结尾又是一次高加林的更衣记。在得知“走后门”被揭发后:
    “他洗了一把脸,把那双三接头皮鞋脱掉,扔到床底下,拿出了巧珍给他做的那双布鞋。布鞋啊,一针针,一线线,那里面缝着多少柔情蜜意!他一下子把这双已经落满尘土的补口鞋捂在胸口上,泪水止不住从眼睛里涌出来了……”
    从“三接头皮鞋”到“布鞋”,路遥仿佛要紧急校准高加林的“爱美之心”。路遥明确表示,结尾充满了他“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16)。路遥其实很清楚,现实生活中的高加林们未必会认同和选择他的审美态度,当城市比乡村更富裕、更现代、更文明,不仅仅在物质层面甚至在感觉层面都成为绝对事实时,经历过“美一回”的高加林们,都不可能再在农民的身份中安顿下来,他们必然重返这条艰难的进城之路。而更棘手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征用社会主义美学的阶级论框架来批判“三接头皮鞋”的小资产阶级趣味,还是用“布鞋”来譬喻乡土中国的传统美德,路遥所谓审美态度的内在规定性要怎样在新时期确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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