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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城记：路遥的人生现实 如果不是一些书信披露，《人生》的读者恐怕很难想象，当路遥一笔把高加林打回原籍时，小说之外的他正拼了命地帮弟弟们进城。 《人生》1982年3月发表于《收获》，一举为路遥奠定文坛盛名，通传路遥在1981年夏天仅用20天时间就写出了13万字的初稿，人们惊叹于写作之快，却忽略了事实上的写作之难。路遥回忆说，“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1981年写成的，但我1979年就动笔了。我非常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1980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②那么，在1979年到1981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终促成了《人生》的完稿？ 1979年12月4日致海波信中，路遥提到给弟弟王天云找工作的事： “今有两事要告诉你。第一件：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四锤，经过一番相当艰苦的努力，终于在县农机局施工队上班了(新成立的，当然是交钱挣工分，现在永坪公社)，他开推土机。据说县农机局局长是冯致胜，请你通过艳阳给她爸做点工作，请多关照他，不要半途打发了。(可对艳阳说，再让艳阳对她爸说：我认为他爸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我本人很佩服他；或者我对他希望他具有政治家风度，不必为过去的派性而影响——这点不一定明说。我出去一直说冯致胜的好话。)……这一切太庸俗了，可为了生存，现实社会往往把人逼得在某些事上无耻起来。这是社会的悲剧，你自己也许体会更深。”③ 为了把弟弟农转非，路遥费尽周折，甚至通过朋友去奉承地方官员。1980年元月17日致海波的信中，路遥再次强调要海波认真对待“愚弟之事”。1981年5月16日路遥又去信问及四锤的工作，并提及最近完成的小说《1961年：在困苦中》(即《在困难的日子里》)即将发表，打算从7月开始休假创作(《人生》的最后一稿就是在这个夏天完成的)。 除了四锤，这段时间最让路遥揪心的，还有三弟王天乐的工作。据梁向阳新近考证并首度公开的资料显示，在1979年11月到1980年5月的半年间，路遥高密度地给好友、诗人曹谷溪写了六封书信，其中都涉及给王天乐找工作的事。“当时的情况下，普遍意义上的招工只面向拥有城镇户口的青年，而城镇青年不屑的煤炭工人才有可能轮到农村青年。”④王天乐的户口在清涧县农村，只有把户口落到延安，才能参加当地的招工。在1980年2月1日的信中，路遥提及时任延安县县委书记的张史洁。“文革”中路遥所领导的红卫兵组织曾保护过被批斗的张史杰，所以路遥希望依靠这位当朝权贵能为弟弟争取到一个招工指标，并请谷溪从中斡旋。从信中可以看到，路遥很担心他与张史杰的历史渊源容易节外生枝，但又不得不为弟弟走这一着险棋： “你不知道!他暗示要我依他模特儿塑造一个高大的县委书记形象，他是不愿意让我直接看到他的这些不美气的做法的。因此，他就是愿意帮我的忙，也总是在我面前闪烁其词，这就是他为什么愿意接受你这个中间人了。谷溪，我的判断没错，请你全权设法解释这事吧，因为这中间反正存在着我，张史杰(应为张史杰，作者注)明白这一点；如果不是这一点，他原来就不会帮我忙的!不知道你是否充分理解了我以上所谈的这些。我不是怕负责任，因为是为我的亲弟弟办事嘛!我主要考虑怎样办更合适一些。”(1980.2.1)⑤ 张史杰即《惊心动魄的一天》中马剑雄的原型，路遥写这封信时《惊》还未正式发表，很难确定路遥在写作和改稿过程中，是否掺入了托张史杰办事的人情考虑，但小说的确塑造了一个甘愿为群众利益牺牲的老干部形象，而路遥自己曾担当主角的红卫兵武斗风云，则被推至反思“文革”的背景上。 在这些信里，路遥显得那样焦灼不安，小心谨慎，即使面对最信任的朋友谷溪，也害怕被误解，字里行间尽是对自己不得不“走后门”“靠关系”的抵触、多疑与无奈： “天乐的事不知办得怎样，我极愿意知道较详细的情况。在去延安的时间上有一个在家乡分粮的问题。去延安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生活的安排能不能维生等等。以及能否较便利地出来，希望你把详细一点的情况告诉我一下。这是拜托于你，是极麻烦你了，非常感谢。”(1979.11.7) “上次写给你的信，想必年前已经收读了。你也不回信，不知道近况如何。关于明年招工一事，看来大概只招收吃国库粮的，农村户口是否没有指标？(……)我当然希望听到好消息，同时又觉一切都很黯淡。”(1980.2.22) “你要知道，任何事，求人总是难畅的。如果我在延安的话，我是绝不会麻烦你的。当然，延安还有许多熟人，但比较来比较去，你还是我最信任的人，因此不管怎样，我还得依靠你。你也许还记得，我对你的不论什么事都是尽力而为的，所以总希望你对我也一样。”(1980.3.4) “天乐来了一信，谈了一下他的情况，看来是很苦的，我很难受，把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抛在一个自谋自食境地里，实在不是滋味。我是希望你想些办法的。”(1980.5.1) “天乐的事不知近期有无变化，我心里一直很着急，不知事情将来会不会办得合适一些。我已经给张弢写过信，让他协助你努力一下，我可能7月份来延安，到时咱们一块再想想办法。”(1980.5.24)⑥ 比高加林幸运，王天乐终于在1980年秋天⑦被招工到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当采煤工人，后来路遥又靠关系把他调到《延安日报》做记者，随后调任《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站长。1980年5月完成《惊心动魄的一天》的修改后，路遥从北京直奔延安寻找弟弟。王天乐回忆起那一晚在延安饭店205房间与兄长的促膝长谈，“我们长时间没有说话，吃过晚饭后，他才对我说，你可以谈一谈你个人经历，尽可能全面一点，如果谈过恋爱也可以说”⑧，他们开始长时间的对话，一住就是十五天，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路遥完成了中篇小说《人生》的全部构思。 只有了解路遥帮弟弟们解决工作问题的种种烦恼，才能读出《人生》中的五味杂陈。当路遥依照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的名字创造高加林时，这个“爱幻想”的农村青年，寄托了许多他与弟弟们的生活憧憬，但“幻想不能当饭吃”，才是路遥在《人生》写作期间最直接的体会。路遥或许能给高加林的生活故事安排一个“美”与“善”的结局，却无法在现实中贯彻他自己的道德理想，他在小说中谴责高加林通过不正当手段实现个人追求，却不得不在现实中参与种种利益交换。“他尽管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在具体问题上又很现实”，“谁如果要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当叙述者在第二十二章插入这段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理想和现实间关系的讨论时，本意是要说明高加林的悲剧成因，将他送回人生正途，但小说之外同步上演的作家的生活故事，却恰恰从完全相反的意义上篡改掉这一表述中的“理想”与“现实”：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反省个人理想的合理性，而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与现实妥协。如果说前者还继承了“十七年文学”关于青年“人生观”的理想主义教育，这也是路遥一代原先接受的思想资源，那么后者则用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教训，暴露出人生观与现实感错位的历史时刻。于是，尽管小说内外，路遥和他笔下的人物都朝着相同的人生方向迈进，但小说中的高加林一定要停下来，这就像是在现实生活中插入一块警示牌。如果说“回归土地”之于高加林，是从形式上弥合已经显影的价值冲突，那么对于路遥来说，这样结尾，则是用小说来突入已经丧失了内在稳定性的现实生活。 《人生》因而是三段进城故事的重叠：路遥和弟弟们在现实人生中的进城记；高加林在小说《人生》中的进城记；以及路遥援引柳青《创业史》作题记关联出徐改霞的进城抉择⑨。三个文本间剧烈冲突、彼此质疑，但又保持着形式上的势均力敌。位于序列两端的，是路遥的个人生活经验，是作为写作传统和思想资源的“柳青的遗产”，而高加林就站在它们发生断裂的交叉地带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