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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许诺的社会制度废除压迫和剥削，然而，不断暴露的内幕显明，许多人正在革命辞句的掩护下放肆地恃强凌弱，挟私报复，背信弃义，争名夺利，新的社会等级制度逐渐重新形成。《老生》的后面几个故事显示，阿谀奉承和心狠手辣是许多人成为主角的原因。第二个故事之中的马生如此，第三个故事之中的冯蟹、刘学仁也是如此。公社书记老皮精力过人，素有“工作狂”之称，然而，他青睐的乡村干部多半是这种角色。第四个故事之中，戏生最终之所以出人头地，发财致富，仍然是因为精通了吹嘘造势、逢迎拍马、弄虚作假等一套手段，仅仅奔波在山沟里卖力气只能无声无息地打发后半辈子的日子。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故事潜伏在阶级斗争的标准学说背后，若隐若现。当然，这些故事不可能改写阶级的论述，不可能动摇阶级存在对于阶级意识的塑造，但是，阶级意识之外的各种思想来源无疑干扰了政治教科书绘制的阶级肖像。时过境迁，当革命许诺的社会制度与某些人的精神质量产生了愈来愈大的距离之后，革命愿景必将遭受重大的损害；种种怀疑不绝如缕，同时又莫衷一是。贾平凹的记忆又一次活跃起来，怀疑是不是打开记忆的钥匙？ 意外的是，贾平凹并未进一步将这些故事与人物送人社会学分析或者道德批判的场域。《老生》的叙事学出人意料地拐到另一个方向。《老生》的许多段落是由那个葬礼上唱阴歌的唱师担任叙事人。如何叙事？如何进入历史？这个叙事人意味了贾平凹的何种独特的文学想象？贾平凹曾经在一次汉学家文学翻译研讨会上的演讲之中谈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在他的心目中，何谓中国故事；第二，如何在政治的故事里看到中国真正的文学。④论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贾平凹的观点显然是他的一贯追求：“我们不但需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体制，更应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真实的中国社会基层的人事怎样个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干什么，想什么，向往什么。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深入地细致地看清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在这样的作品里鉴别优秀的，它的故事足以体现真正的中国，体现出中国文学的高度几何和意义大小。”⑤不论历史正在或者曾经上演哪些宏伟的剧目，贾平凹更乐意体察这些剧目如何分解为普通民众的日常言行。如果种种显赫的高谈阔论仅供报纸的要闻版面消费，那么，文学没有必要为之殚精竭虑。注视普通民众与日常生活，这或许是文学与政治学、哲学乃至历史学的深刻差异。唱师担任叙事人不仅表明了一种民间视角，同时还表明了普通民众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评价。对于普通民众说来，各种深奥的政治大概仅仅是一些没有内涵的刻板标签，他们的解读不得不注入自己熟悉的朴素内容，例如哪一个大贵人降临，山上的石洞会往外流水，例如田地、农具或者家具的归宿，或者谁是他们眼里的好人或者坏人，如此等等。唱师只愿意用阴歌主动为他心中的“好人”送一程——他的人物评价显然异于阶级鉴定：这里既有被反动势力残害的游击队员，也有墓生、戏生这种善心未泯的小人物。贾平凹并未在《老生》之中展示启蒙知识分子犀利率直的批判，故事的叙述纳入了唱师的口吻，潜藏于民间的价值观念和生死无常的感叹无形地构成了故事内部的另一种评判。贾平凹在《老生》的“后记”里表示了一个朴素的心愿：让小说讲一些“公道话”。唱师历经不同的社会制度，见多识广，世事洞明。他不愿意纠缠于具体事件得失评判，好人与坏人以及生与死是他心目中更为基本的标准——这无疑隐含了唱师所依据的“公道”。 尽管如此，《老生》的叙事人并非仅仅唱师。小说的大部分段落更像是全知全能的叙事，俯瞰的视野和精致的细部描述开阖自如。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众多《山海经》的片断织入文本，如同每一个故事边缘的纹理奇异镶边。至少在目前，我无法破译《山海经》的片断隐藏了何种确凿而具体的寓意，我所能察觉的是另一种远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另一种远为不同的文本风格。现代故事嵌入远古的山水传说，现在进行时的急迫性突然缓和下来，某种“人生代代无穷已”的苍茫之感如同挥之不去的背景音乐；若干古代神话和亦真亦幻的传言、杂说作为异质的声音形成了文本的复调和多种风格的张力。相对地说，《老生》是贾平凹长篇小说之中较为复杂的文本。 《老生》的复杂，并不是显现为曲折的故事情节，也不是深邃的哲学思想。唱师、阴歌、《山海经》、传说等等毋宁说造就了一种韵味，一种模糊不定的氛围，一种氤氲蕴藉，一种空阔寂寥的“虚”——这与小说之中翔实的细节描写产生了某种紧张。我相信这一切是贾平凹的执意追求，也是他想象的中国故事。贾平凹拒绝文学的各种时髦的“主义”，他宁可把中国文学比拟为两种流派——“把它们分为阳与阴，也就是火与水。火是奔放的，热烈的，它燃烧起来，火焰炙发，色彩夺目。而水是内敛的，柔软的，它流动起来，细波密纹，从容不迫，越流得深沉越显得平静。火给我们激情，水给我们幽思。火容易引人走近，为之兴奋，但一旦亲近水了，水更有诱惑力，魅力久远。火与水两种形态的文学，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学史，它们分别都产生过伟大作品。”⑥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是阴柔的民族，它的文化使中国人思维形象化，讲究虚白空间化，使中国人的性格趋于含蓄、内敛、忍耐”，⑦这是他推崇第二种风格的原因。 火与水——不论这种文学史描述可能赢得多大范围的认同，如此区分至少适合贾平凹本人。贾平凹的性格气质、知识修养、文学趣味以及愈来愈独特的语言风格无不表明，他已经为个人文学史找到称心如意的美学归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