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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老生》之中的人物，这种解读机制似乎不那么奏效。不同的阶级背景并未造就迥然相异的性格，相反，人们惊讶地发现了对立双方的相似特征。《老生》之中的大多数性格坚硬、果决、凶悍，几乎没有人的内心仍然保存温柔、羞涩、尊严、怜悯、矜持等种种细腻的情愫。无论是危机四伏的斗争气氛还是贫瘠的穷山恶水，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再给柔软的内心、绵长的情意或者浪漫情调保留任何空间。第二个故事之中白土和玉镯的相爱似乎是一个例外，然而，这一段笨拙的乡村爱情始终穿行于欺凌、羞辱和饥寒交迫的贫贱之中。相爱的双方磕磕绊绊地跨越了阶级的沟壑走到了一起，白土和玉镯听不到任何祝福。他们只能远走陌生的异乡，或者栖身于荒无人烟的深山。如果说，白土和玉镯的忍让和躲避是晚年彼此厮守的前提，那么，《老生》之中的多数人物只能身不由己地卷入战乱的动荡和颠簸。那个年代的生命极为廉价。普通百姓常常毫无理由地死于非命，炮火、枪弹、砍刀乃至锄头可以在任何时候突如其来地落到头上。革命者与反动势力的激烈对抗之中，相互之间的血腥程度令人惊骇。第一个故事之中，老黑是革命游击队的骨干分子，他被反动势力处死的场面极其残忍。他妻子四凤的尸体被剖开了肚子，扒出腹中的胎儿“用刀像剁猪草一样剁成碎块”。随后，老黑的四肢被钉在门板上： ……老黑没有喊叫，瞪着眼睛看砸钉的人，左手的长钉砸了两下砸进去了，右手的长钉砸了四下还没砸好，老黑说：你能干个怂!长钉全砸钉好了，老黑的眼珠子就突出来，那伙保安又把一块磨扇垫在老黑的屁股下，抡起铁锤砸卵子。只砸了一下，老黑的眼珠子嘣地跳出眼眶，却有个肉线儿连着挂在脸上，人就昏过去了。……保安用冷水把老黑泼醒，继续砸，老黑裤裆烂了，血肉一摊，最后砸到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了才停止。 如果可以用“阶级本性”形容反动势力的凶残，贾平凹的记忆可能完整地纳入沿袭多时的历史解释体系。令人尴尬的是，贾平凹的记忆出现了多余的部分。他痛苦地发现，一些革命者的所作所为居然性质相近，双方之间仿佛存在相近的性格基因，例如老黑。老黑天生擅长射击，“枪好像就是从身上长出来的一样，使用自如”，天上的鹰和地上的狗都躲不开他的子弹。手执利器，易起杀心。老黑手中的枪杆子不仅用于对付保安队，也曾经射杀无辜的村民。一个村民好奇地趴在墙头围观，老黑抬了抬手一枪毙命。重要的是，他并未因为误杀而自责，相反，他到了死者的坟上“尿了一泡，还在坟头钉了根桃木橛”——传言桃木橛辟邪。老黑对另一个游击队员的言传身教是：“这年月你不狠你就死”。不论是击毙他的对手还是他的“恩人”，老黑从未出现哪些心理的不适。李得胜是老黑的革命领路人，他辅导老黑的第一堂课就伴随着杀戮。李得胜与老黑谈心的时候，一个跛子老汉好意煮糍粑犒劳他们。李得胜以为出门采花椒的老汉企图向保安报信，伸手一枪打翻了他。老黑发现这是一个误会之后，却将错就错地补上一枪。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他们没有觉得有多少不安，而是坦然地将错杀视为破釜沉舟的造反仪式。 当然，正如革命领袖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可能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革命的暴风骤雨之中，良心、怜悯、人权或者生命神圣这些观念无异于迂腐的书生之见。占据统治地位的反动势力虎视眈眈的时候，任何妇人之仁只能为自己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用仇恨回敬仇恨天经地义，游击队对于那些财主以及他们的家眷从不心慈手软。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革命赢得了政权之后，理性、公正、平等以及宽容大度并未随之出现。第二个故事之中，马生等几个农会干部不仅带领村民分光了几个地主富农的田地和财产，并且伴随各种趾高气扬的嘲弄、凌辱、强奸乃至殴打。他们沉浸在报复的快意之中，没有人因为那些地主富农的暴毙而感到丝毫歉疚。蛮横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持续传承的文化性格。这种蛮横很快就扩展到普通的村民，例如将村里的偷情者虐待致死。一个干部发明的惩罚手段是逼迫被改造的人相互抽打耳光，或者将沉重的秤锤吊在男性生殖器上；另一些更有智慧含量的伎俩是欺骗村民吃下某种药片，告知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说出心中的秘密，以至于全村老少忐忑不安；或者在老楸树上挂一口检举箱，怂恿村民在彼此猜忌之中相互检举。总之，人们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发现许多残酷的折磨与人身攻击，包括精神与肉体。当然，这些历史账目重重叠叠地掩埋在大半个世纪的沧桑世事背后，无人问津。非议革命的手段即是非议革命，这种可怕的逻辑显然是多数人三缄其口的主要原因。然而，贾平凹的记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到某种触动：“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③——欲说还休，欲休还说，这些记忆折磨着贾平凹的良知，迫使他不得不在花甲之年开始正视这个难题。 这个难题之所以浮出水面，很大程度上由于革命愿景的再思索。革命的意义不仅是摧毁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如果革命试图赋予世界一个崭新的面貌，那么，必须造就一代新型的社会成员。新型的社会成员拥有远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内心修养，这是避免革命之后的政权和社会重返旧辙的重要条件。很大程度上，第一代革命者的聚焦是浴血奋战，摧毁腐朽的国家机器；对于第二代革命者说来，社会成员的精神质量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当然，相对于武装起义、社会制度变迁乃至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个问题时常被视为不合时宜因而遭受遮蔽。作为一个启蒙知识分子，鲁迅曾经激烈地批判庸众的蒙昧麻木，“立人”无疑是他持续注视的主题。然而，这种视野迅速被阶级的视野覆盖。舆论普遍认为，敌对的阶级拥有截然相反的精神谱系，经济基础、阶级地位的肯定或者否定与精神质量的评价相互重叠。反动势力只能拥有腐朽没落的情怀，正如无产阶级必然大公无私。只有徘徊于两个阵营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才热衷于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独考察精神质量，并且使用各种伪善的人道主义概念，诸如良心、同情、人性，如此等等。必须承认，这种舆论严重地低估了精神形成的复杂源头。迄今为止，精神质量的主题远未完成；而且，相对于新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系，低劣的精神质量正在成为一个愈来愈显眼的缺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