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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艺大众化”与“第三种人”论争 “第三种人”和左翼批评的具体分歧就体现在对文艺大众化的不同态度上。 “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这个含义很能够提醒“作家”身份的问题。“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具有争议的名词，也是引起“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论争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文学活动的，不论是创作文学作品，写批评文章，编辑文学刊物，翻译文学作品，甚至只是参与文学家团体的统统都可以被称为“作家”，在“左联”被鲁迅称为“左而不作”的“空头文学家”也未尝没有，但这只是最为宽泛意义上的“作家”，其概念大致相当于文坛人物。也即是说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身份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创作纯文学作品的作者。但“第三种人”强调文学作品的类属、表现形式、语言等各方面的问题才能决定作品的创作者是否称得上“作家”。他们自称“死抱住文艺不放的作者们”，而“左联”方面周扬咄咄逼人的文章名字也针锋相对地叫作《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这就是说，论争与双方对文艺的不同理解有关。 和“死抱住文艺不放”相反的是“文艺大众化”。“第三种人”认为“左联”的许多“新写实主义”作品和鲁迅的杂文，以及连环图画小说式的大众文艺都不能被看作文学作品，由此可见“左联”的“文艺大众化”和“第三种人”文艺观点存在着直接的对立。韩侍桁明确指出“文艺大众化”讨论正是“第三种人”与“左联”分歧的根源：“最近《现代》月刊上关于所谓‘第三种人’之争，其实也是起自于这里，所以这个问题，应当视为现今文坛上最根本的问题而先给以决定。”(21)他所说的“这个问题”指的就是“文艺大众化”问题。 瞿秋白是“左联”“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推动者，“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论争就是在他领导“左联”发起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同一时间段里发生的。在苏汶发表介入胡秋原与左翼论争的那篇文章的同一个月，苏汶还受邀请参加了瞿秋白在“左联”主持的“文艺大众化”征文。瞿秋白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主要活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瞿秋白与茅盾的论争，另外是瞿秋白安排的1932年夏《北斗》杂志“文学大众化”征文。“文学大众化”征文除了有周扬、郑伯奇和田汉等的正式论文之外，还邀请了许多左翼作家发言，其中也包括苏汶，也即是他参加了第二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征文设计了四个问题，即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否应该大众化，能否大众化，文学大众化是否伤害文学的艺术价值以及怎样才能实现。四个问题的设计应该是针对当时文坛对“文艺大众化”的疑虑。苏汶的回答虽然在“征文”中有点“另类”，但也可以说是印证了瞿秋白的疑虑，苏汶认为“形式太通俗的作品往往不成其为艺术；内容上大众化不但不会减低艺术价值反而增加之”，并且“主张与其把文学水平线压低了去迎合大众，却不如把大众提高到现在的水平线上来”(22)。 “文艺大众化”和“第三种人”论争所讨论的焦点并不相同，所参与的人员也不完全相同，因此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事件是极为自然的。其实，这两者不仅发生的时间同步，在理论上也有紧密联系。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提及“文艺大众化”，可能只是由于“文艺大众化”征文意犹未尽而拿来作为例证讨论。但他在文中要证明的观点恰好说明了“第三种人”的观点与“文艺大众化”密不可分。苏汶在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的《编者序》中也说“文艺大众化”在“第三种人”论争中“时常被牵涉到而读者必须参看”(23)。苏汶认为“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的”，因为“这样低级的形式”不能“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否则“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成连环图画之类”(24)。根据上下文可以判断苏汶说的是文艺大众化的形式及其艺术价值的问题，其要说明的观点是“左联”“规矩很严，要你做另外一种人”，批评的是“左联”要求作家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去创作连环图画等大众文艺的观点，他认“恐怕每一个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都要反对”“文艺大众化”(25)。苏汶所说的“第三种人”正是“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他的这种说法正好可以说明两个文坛事件通过连环图画的艺术水平问题连接了起来。 “大众”的双重含义是“第三种人”与“左联”主持者发生分歧的关键。 “大众”在“普罗革命文学”家眼中既是一个神圣阶级的代名词，也是一个具有感召革命者直面现实悲惨处境的道德属性的能指。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梁实秋曾对“大众”的政治含义表示过怀疑，他认为“大众”不过是一普通的泛指名词，不具备政治属性，结果受到了“革命文学阵营”的猛烈批评。然而他们也承认“大众”还是需要被启蒙的。那些否定阶级性的观点不说，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大众的意义也是有限的。群众的自发性最多只能发生工团主义层次的政治组织，也即是认为无产阶级群众并不能自主地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而是需要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注入灌输。所以，“大众”一方面是神圣的，另一方面却只能达到自发水平，这就赋予了革命知识分子被群众启蒙同时又启蒙群众的矛盾角色。 “大众”的双重含义给“左联”内部对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解造成了分歧，激进观点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向大众学习，获取无产阶级意识，改造自身的阶级性，有没有“技巧”和文学价值并不重要，而较为温和的观点则认为两者都重要或者更强调文学独特性一面。瞿秋白和茅盾的论争可以认为是“左联”内部两派观点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的一次重要论争。他们的分歧主要就在于大众文艺”的文学性问题。茅盾认为自己与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原则性分歧主要是瞿秋白不同意他的“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的观点，认为强调文字的技术(艺术)性，将导致“根本没有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茅盾则认为没有艺术性的“文艺作品”不是文艺作品，“即使是最通俗的文艺作品也然”(26)。 苏汶并没有参加“左联”成立之初的那次“文艺大众化”讨论，不过他参加了瞿秋白主持的“文艺大众化”征文。“第三种人”的“大众文艺”观点与茅盾颇为相似。苏汶和后来参与进去的韩侍桁也都从阶级性与道德属性的角度承认“大众”的神圣性，认可“左联”提出“文艺大众化”的必要性，但是他们都强调作家的创作者身份，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不过和茅盾有所不同，茅盾认为旧小说有自己的艺术性(27)，他们则认为不应该降低到连环图画的低级形式上去，也即认为连环图画没有什么艺术价值。这是“第三种人”“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交代了双方之间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有交叉。实际上苏汶和“左联”内部的温和声音在这个问题上就开始出现原则性的分歧。虽然苏汶和茅盾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点，但也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苏汶反对连环图画等低级形式的“大众文艺”，而茅盾则专门写作《连环图画小说》这样的文章来暗示苏汶观点的错误(28)。茅盾是肯定“文艺大众化”采取连环图画这样的低级形式的(29)。这是茅盾等温和声音能够和激进声音保持基本一致的地方。苏汶和韩侍桁虽然也承认“文艺大众化”的合理性，但是他们的逻辑是“作为当前树立大众文艺的最急要的最崇高的任务，而且为完成这任务，应有肯付以一切文学上的牺牲的决心”(30)。可见苏汶和韩侍桁坚持的是政治和艺术二元对立的逻辑。这种二元对立逻辑由于对艺术性问题的看法显得更为明显。鲁迅也批评连环图画虽然不能如苏汶所说的那样产生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但是也能够产生密开朗该罗(现通译为米开朗基罗)和达文希(达?芬奇)。也许有人可以嘲笑鲁迅的观点是诡辩，认为木刻画不是文学，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明白自己坚持的只是西方现代文学标准，而不是从艺术性上考虑问题。茅盾和瞿秋白争论的原则分歧之一就是“技术性”，也就是所谓的“艺术性”。虽然茅盾和苏汶一样肯定文艺的审美价值，但是茅盾能够肯定连环图画和《三国演义》等艺术有其独特的民间审美形式，而不是如同苏汶那样坚持的是欧化标准。因而用“技术性”(艺术性)这样的修辞可以使茅盾保持艺术特殊性与政治功能的一元论观点。 艺术与政治的二元对立从20世纪20年代“左转”开始已经是世界进步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第三种人”对此仍然延续二元对立的思路，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苏汶等对“文艺大众化”的看法也可认为还在“左联”温和倾向极端延长线之上，但已超出“左联”对政治和艺术一元性观点的基本共识。 “第三种人”坚持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欧化文学高于连环图画的艺术水平，退而从小资产阶级文学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限革命性中寻求理论支持。苏汶和韩侍桁等认为，“左联”批评家要求无产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的做法导致了作家“搁笔”(31)，力图证明“革命文学”论争时期提出的“奥伏赫变”理论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作家的小资产阶级出身问题(32)，既然作家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出身，只能创作出公式化的作品或者“搁笔”，同时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也具有有限的革命性，那么他们干脆就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不能够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实实在在去做对革命有所助益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好了(33)。 注释： ①施蛰存：《〈现代〉杂忆》，《北山散文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②(24)(25)(31)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 ③⑥(32)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 ④陈望道：《关于理论家的任务速写》，《现代》1932年11月第2卷第1期。 ⑤⑦(26)(28)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39页，第538页，第552-553页。 ⑧鲁迅：《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页。 ⑨(11)(12)(13)(33)侍桁(韩侍桁)：《论“第三种人”》，《文学评论集》，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202页，第210页。 ⑩李燄生：《左联命运的估算》，《新垒》第2期，1933年2月。 (14)(18)鲁迅等：《创作的经验》，天马书店，1935年版，第135页，第135-136页。 (15)徐訏：《我的马克思主义时代》，《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3期，1976年3月1日。 (16)苏汶：《关于穆时英的创作》，《现代出版界》1933年2月1日第9期。 (17)苏汶：《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现代》1933年1月第2卷第3期。 (19)丹仁(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1933年1月第2卷第3期。 (20)韩侍桁：《我的经历和交往》，《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21)(30)韩侍桁：《关于大众文艺》，《大陆杂志》1933年1月1日第1卷第7期。 (22)杜衡(苏汶)：《“文学大众化”征文》，《北斗》1932年7月20日第2卷第3-4期合刊。 (23)苏汶：《编者序》，《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 (27)茅盾认为旧小说，“从艺术的法则说，也是明快的动作能够造成真切的有力的艺术感应”。见其《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1932年7月10日第1卷第2期。 (29)茅盾：《“连环图画小说”》，《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第1卷第5、6期合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