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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典型论从1940年代引进中国之后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并主导了我国1950至1970年代的文学批评。我们过去对于典型论及其政治化所带来的弊端有过清醒的认识，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们从东西方关系的角度对这一理论的社会意义可以有新的理解。本文对典型论重新进行了理论梳理和评价，认为它是一种塑造历史文化主体性的学术努力，而不仅仅是一种批评方法。中国的典型论及其批评实践是一种思想立场、文化实践，以及对西方现代性的回应。 关 键 词：典型性/主体性/阶级性 作者简介：周小仪，北京大学英语系。 在当今纷纭复杂的批评理论流派中间，典型论在学术界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与往日的辉煌相比，典型论像是一个过气的明星，门前冷落且鞍马疏稀。但典型论兴衰的理论落差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探索。这与伊格尔顿对悲剧观念的看法相似。他认为悲剧在当今是个过时的课题，但“这正是讨论它的一个很好的理由”。①典型论亦复如是。 典型论曾经在我国文艺界影响巨大。从1940年代前后形成雏形开始，到1950至1960年代，典型论都是我国文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1980至1990年代，典型论的核心地位已被朱光潜和李泽厚的主体论所动摇，但它仍然以不同的变体出现，如当时曾热烈讨论过的“典型情感说”、②陆学明关于典型的神话原型阐释③和王一川的“卡里斯马典型”。④近20年来，典型论基本被学界所遗忘，只有在一些学术史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对它的理论局限性的零星分析和批判。⑤然而典型论为何在当时具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它今天的缺席和它当年在文学批评中的过度应用是否具有某种历史意义?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随着我们对东西方关系的理解不断深入，对过去文艺界的一些批评概念重新进行梳理也就具备了可行性。特别是在我们与历史拉开一定距离之后，一些被尘封的思想观念也开始显示出它另一面的涵义。 一、典型论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意义 根据朱光潜的考察，典型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模子”一词，而亚里士多德关于普遍性的类型说是对它最早的表述。⑥陆学明则认为是“柏拉图最早地把‘典型’用之于艺术”，指“完美的、普遍恒定的、理想的、非现实的艺术形象”。⑦自古代到18世纪，哲学家和文学家不断涉及典型问题，让我们看到关于典型或类型的丰富思想：从贺拉斯到鲍姆嘉通到歌德，⑧从朗加纳斯到莱辛到维柯，⑨都有所论述。但真正奠定典型论哲学基础的是黑格尔。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是他的辩证法的一部分。黑格尔美学中的“理念的感性显现”观念⑩应用到文艺批评就是典型论。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1)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12)(或“熟识的陌生人”(13))、卢卡奇对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典型分析，(14)都是黑格尔理论的变体或应用。前苏联理论家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典型也有论述。(15)1940年代，蔡仪在《新艺术论》和《新美学》两部书中对典型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1981年的《自述》中写道，他于1933年看到日译的恩格斯谈论文艺的文献，“其中提倡现实主义与典型的理论原则，使我在文艺理论的迷离摸索中看到一线光明”。(16)此外蔡仪在《新美学》中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17)的论述，并提出“美的规律即典型的规律”的观点。(1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成为他构建典型理论的思想基石。 到了1950年代，典型论在中国文艺界已经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1950年中期关于典型问题的大讨论，更是使这一学说在理论形态上不断深入与完善。当时比较有社会影响的有张光年的“典型即本质”说、巴人的“典型即代表性”说、王愚的“典型即个性”说，以及谷熊的“典型即阶级性”说。关于这些理论，孟繁华已有很好的概括与评价，在此不作赘述。(19) 本文的重点不是对典型论本身进行纯粹理论辨析。早在1980年代，朱光潜所倡导的立普斯的“审美的移情说”(20)与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21)等主体表现理论取代典型论时，文艺界对典型论的理论缺陷就有了充分认识。人们对典型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机械化、片面化倾向进行了清算。的确，典型论在建国的前30年，尤其是“文革”十年间，被当时社会出于政治目的而加以片面化的利用，使之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本文不局限于批评概念的理论传承和逻辑正误。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理论概念和批评方法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象征性表达。把文学思想和理论概念看作是一种社会生活的修辞或转喻，或看作是精神分析所描述的症候，更符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22)这个道理从存在主义流行之后就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我们不能脱离我们的生存条件去认识这个世界，也不能超越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 本文认为，不应该孤立地将典型论看作是当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理论产物。如果我们借用一些学者关于“另类现代性”的论述，(23)我们也可以说，典型论在中国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表现形式，使我们在追求科学、进步、合理化和效益等西方概念的同时，也具有了一种相对独立性。典型论在当时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完成了这种非西方主体性从理论向文学批评实践的转换，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有力手段之一。因此，现在重新探讨中国的典型论及其独特性之所在，可以使我们理解我们今天融入世界却丧失自我、言论自由却罹患“失语症”(24)的某些原因。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失去文化话语权，应该说有某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典型论的核心内容是它关于共性的阐述。如上所述，典型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所谓个性就是指艺术形象的具体性、丰富性、独特性，涉及的是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但典型论中关于共性的表述是它的精华之所在。这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政治内容和社会实践意义。但这个“共性”原则到底是什么，说法很多：对黑格尔来说是“普遍性的理念”，(25)对别林斯基来说是时代的“精神”，(26)对恩格斯来说是作为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性”，(27)对卢卡奇来说是“某种历史过渡时期的总体性”，(28)对列宁来说是“党的文学的原则”，(29)对毛泽东来说是“阶级性”和所谓“人民大众的人性”。(30)我国的典型理论，主要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的影响，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别林斯基、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 关于阶级性概念，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文艺界都保持沉默，很少对此进行讨论。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记忆犹新，甚至心有余悸。但是近些年来，在文学批评界，一些学者如孟繁华、程巍等讨论了中产阶级的话题。(31)在社会学领域，国家主导的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析报告陆续出版；(32)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探讨阶级性的文章也有所增加。(33)阶级概念逐渐成为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课题。实际上，海外中国研究中阶级概念一直就是一个时髦的话题，关于中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著作汗牛充栋。而在传媒研究领域，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更是不绝于耳。这说明阶级概念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在谈到全球化经济分工和阶级性概念的现代演变时指出，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是“两个具有国际根基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由这两个阶级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34)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的部分国民都具备了某种“工人阶级”的性质。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现实状况，仅仅强调现代化进程，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说话，倡导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学性概念或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论，就无可避免地脱离我们自身应有的立场。正如伊格尔顿在《民族主义：反讽与立场》(1988)一文中引用雷蒙·威廉姆斯的话所言：“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就像阶级一样，拥有它，感觉到它的存在，才是消灭它的唯一方法。如果你不能对它有所坚持，或者过早地放弃了它，那么你只会受到其他阶级与其他民族的欺骗。”(35) 因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背景下，中国典型论中关于阶级性的内涵，具有了某种新的现实意义。我们的问题是，典型论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赋予了哪些意义?典型论如何具备了塑造主体性的功能，并使文学批评独具特色? 二、典型论的历史维度 黄仁宇在谈到中国近代史时指出，自1840年以来，“中国革命业”的核心诉求就是建立起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现代化民族国家。(36)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37)因此，追求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降的历史动力。它有时以救亡图存的工业化形式出现，有时以现代性观念和启蒙主义的思想形式出现。与传统决裂，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这是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毕生信念。然而，作为非西方国家，追求现代性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现代性观念为西方所独有，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关于这一点，弗兰克、布劳特等西方学者与刘禾、汪晖等中国学者均有出色的评论，在此不作赘述。(38)事实上，我们虽然擅长“拿来主义”(鲁迅)，但是必然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之一就是中国自近代以降历史主体性的丧失。阿里夫·德里克在谈到中国历史时指出，由于我们采纳了现代性历史进程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历史似乎停滞不前，发展极为缓慢：中国封建社会竟然“延宕近三千年”。(39)正如马克思所言，中国历史“像植物一样缓慢地成长”。(40)这样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表述正是基于现代性叙事，即“通过压制其他故事不让它们拥有自己的情节，建立起一个以资本主义为起点和终点的世界观的霸权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客体存在，而不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存在”。(41)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42)而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中国这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43)可见在现代性的理论框架里，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并没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位置。而正是这种现代性思想，使我们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亦步亦趋的西方文化的接受者和模仿者。由于这种历史主体性的缺乏，我们丧失了大部分理论创新能力而患上“失语症”。于是，创造有中国特色或“民族形式”的文艺理论、(44)“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45)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学术诉求。 那么有没有一种能与中国的历史主体性相吻合的现代性呢?这需要对西方现代性的某些内容进行改造，让它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1994)一书中，王一川曾敏锐而深刻地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其焦点正在于已失势的、被放逐到边缘的中心的重建问题。有了中心的重建，才能有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诞生”。而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卡里斯马英雄典型正是这“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46)我们知道，现代性与欧洲资产阶级崛起同步，最终扩散到市民阶层。与西方现代性相关联的文化概念诸如审美、审美教育、艺术独立性、生活艺术化和美感(而非快感!)等等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辅相成。毛泽东曾经把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观念一概斥之为“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加以摒弃，(47)代之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工农兵文艺。不过后来这种政治批评走向了极端，其僵化和教条对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造成了不良后果。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对现代性观念进行理论改造的一次尝试。毛泽东以人民性和阶级性概念取代了现代性的普世主义，以下层劳动群众的喜闻乐见取代了中产阶级趣味(美感)，以工农兵人物形象取代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使现代性的阶级内涵突出，也使现代性中加进了中国农民和农村乡土文化的特色。这种乡土特色与鲁迅《女吊》等作品中那个“‘鬼’世界”或“民间性的世界”一脉相传。(48)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本土文化概念，一个充满“民间想象的、原始的、具有再生能力的世界”，一个类似于巴赫金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发现的、完全另类的“狂欢节”。(49)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又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话语权。典型论正是构建这一历史主体性的文化工程的一部分。 可以说典型论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主体性的理论表述，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分析的技术手段。如前所述，典型性的阶级内涵是它的关键所在。以阶级性为出发点是1950至1970年代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所遵循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这种方法的僵化、教条和片面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在此不赘。我们仅看几例：那时批评家谈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时，把希斯克利夫和苔丝看作是下层劳工或农民阶级的典型。希斯克利夫和苔丝所承受的苦难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农民阶级等下层人民的迫害所致。在那时出版的教材中，希斯克利夫“代表着受压抑的下层人民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出的强烈抗议”；(50)而“农家女子苔丝”，“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并最终“成为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牺牲品”。(51)这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哈代和勃朗特大相径庭。我们现在更倾向于从普遍性的角度看待这两部作品：《德伯家的苔丝》的主题是古希腊悲剧式的命运，而《呼啸山庄》则表现出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力量。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出版的一套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世界文学名著选评》中，批评家所用的基本上都是阶级分析方法，以典型的阶级内涵理解作品人物。刘彪在分析《李尔王》时指出，“爱德蒙是莎士比亚人物画廊中的一个著名典型。”“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典型。”(52)赵澧在评论《威尼斯商人》时指出，“这部喜剧的价值主要在于莎士比亚以他的生花妙笔塑造出夏洛克这一高利贷资产者的典型形象，通过他的活动，深刻地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唯利是图的剥削本质。”(53)有些学者则侧重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何孔鲁在分析左拉的《萌芽》时指出，“展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冲突的服娄矿场，在作品中是作为典型环境安排的。”(54) 以阶级论评判文学作品，其机械性和片面性显而易见，但也不乏一些精辟和细腻的分析，对哈姆莱特性格的探讨就是一例。我们知道歌德把哈姆莱特理解为性格的悲剧。而我国批评家则把个人性格上升为阶级性格的象征：“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阶级，它企图以人文主义思想“解决社会矛盾，却显得软弱无力”。(55)因此，哈姆莱特作为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空有‘重整乾坤’的雄心壮志，在‘颠倒混乱的年代’，却无法独立扫荡社会罪恶，改造现实，只能造成个人悲剧”。(56)这反映出莎士比亚及众多“资产阶级”作家的思想矛盾：“他只好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解释为善与恶的冲突。”(57)这里包括两个置换：个人性格置换为阶级性格，善恶冲突解读为阶级矛盾。应该说，就批评技巧而言，这个案例分析是相当成功的，即便放在今天以文本细读著称的作品研究中，也属于相当出色的一例。这让我们想起刘禾将国民性这一民族性格解读为阶级概念那个精彩的置换。(58) 从表面上看，以上对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阶级分析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状况的描述，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阶级已被消灭的实际生存状况几乎无关。但是正是这种对他者的表述确立了自我的主体位置。这是一种话语转换，或者用精神分析术语说是一种修辞学转喻，即言此意彼。拉康把这两者的区别看作是“虚语”与“实语”的关系。当我们与朋友见面讨论天气或吃饭时，真正的意思并不在此，因此是“虚语”。我们问候的真正涵义是表达双方友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我们说话背后的“实语”。(59)如果说问候语是人际关系的转喻，那么我们整个的语言包括文学批评都可以看作是现实生存状况的修辞。典型论和相应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对什么样的现实进行修辞呢?简单说，从全球化角度看，这是对当时我们的生存状况和西方社会之间对立关系的象征性表述。 因此，阶级分析方法只有放在东西方矛盾关系的背景中才可以理解，不然就无法解释社会上阶级斗争消失之后却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如此强烈的阶级意识。典型论在分析文学作品时确立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它背后真正的涵义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或如多斯桑托斯所言，是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对立。福柯的著作向我们表明，正是这种对立，即对“他者”的排斥，使社会主体得以建立并保持稳定和持续性存在。把麻风病人和疯癫者排斥于文明社会之外，文明社会才会“证明自身的合理性”。(60)同样的道理，典型论对资产阶级“邪恶”本质的抨击，使我们的文化主体的轮廓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虽然在“文革”期间对“典型论”的利用，使之发展成为“高大全”原则，成为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工具，并对外国文学研究造成了不良后果，但是排除掉“典型论”过度延伸和误用中的“国内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另一面，也就是它在“国际关系”格局中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差异性以及文化主体性。事实上这是最具特色的本土文学批评：中国的文化主体不再衔接在西方现代性的轨道上，而是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从某种角度看，典型论正是这一历史主体性的文化表述，它的阶级内涵使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完全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主流学术观点。当然在今天看来，典型论在技术层面还嫌粗糙。但正是由于1980年代对它的复杂化改造，使典型论纳入普世主义的轨道而日趋衰落。 三、典型论的衰落与中产阶级美学的崛起 我们今天的社会变革使我们能够以新的视角去理解过去的历史和文化。如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中国完成了城市化率从10％到50％的飞跃。城市化意味着农民阶层及其意识形态的解体。30年来农民工进城大潮使当地的农民文化逐渐式微。像赵树理、浩然这样的农民作家也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中国文坛代之而起的是城市文学，而城市文化的兴起使农民阶层在文艺界不再主导话语权。农民阶层已成为沉默的大众，农民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如过去那种“斗争哲学”也不再有任何市场。 从城市化进程和农民阶层的文化没落的角度看待1980年代那场美学意识形态转换，可以使我们对典型论有一种更为深入的理解。在1980年代“美学热”中，朱光潜和李泽厚之所以能够取代蔡仪，除了前者理论技术上的复杂性之外，另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审美主体性理论所代表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正在崛起这一趋势。蔡仪理论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瓦解。这有点像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述：在19世纪法国，贵族没落而资产阶级崛起。朱光潜和李泽厚所倡导的德国古典美学思想，以其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品味迅速征服了渴望现代化生活和城市优美环境的年轻一代。美学著作一时洛阳纸贵，成为街边书摊上的流行作品。充满感性魅力的审美分析取代了千篇一律的典型分析，特别是在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品解读中，典型论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代很多学者希望使典型论增加更多的感性内容，以适应文艺界新的形势发展。前面提到的“典型情感论”就是一次卓越的学术努力。所谓“典型情感论”，就是说典型论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小说创作，也可以用来分析以情感表现为中心的诗歌作品。关于这种文类的跨越，典型情感论者说得很清楚。肖文苑在《典型的感情》(1981)一文中指出：“具体到诗歌，还可以说有一种典型的感情，”“抓住一种典型的感情，也就是抓住千百万的读者。”(61)吴亮在《典型的历史变迁》(1983)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在对西方现代派作品中支离破碎的形象进行分析之后，他指出，人类有一种“形而上”的“共同经验”，因此，“现代文学艺术即令再抽象、再玄奥，也不失为一种体现典型观念、典型体验和典型情绪的艺术形态”。(62)此后典型论学者陆学明还把“典型情感说”追溯到古代罗马：朗加纳斯就已经谈到，萨福的痴情痛苦所表现的“不是单纯一种感情，而是一大堆感情”，是一种“特质积聚”。(63)由此可见，对典型论感性层面的拓展是替换阶级论内容的一种巧妙的过渡方式。 另一种试图拓展典型论中的形式因素和感性内容的学术努力就是“性格组合论”。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1984)的发表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这种观点对传统典型论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刘再复所倡导的复杂性格结构实际上颠覆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单一性格形象，进而否定了典型的阶级内容本身。刘再复在当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如朱立元把刘再复的“二元论”观点进一步发展为“多元论”观点。他认为，“大凡复杂的典型，其性格总是呈多向、多侧面、多层次的复杂结构。”(64)试想，当一个人物在立场上摇摆不定，或者理性思想和感性生活之间发生矛盾纠葛之时，他所信奉的阶级概念的真实性也就值得怀疑了。阶级概念从此让位于更具普遍性的、人类共同的多元情感内容。用朱立元的术语来说，就是“单向”的人变为“多向”的人。(65)典型的单一共性发展演变为复杂多样的个性，那么典型论所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也就烟消云散了。 但其他批评家仍然怀有“重新建构典型理论的愿望”。陆学明在《典型结构的文化阐释》(1993)中以神话原型解释典型的共性，试图以此说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人的内心世界的隐秘复杂”。他认为：“神话原型与典型的内在的某种一致性是引导我们将典型回归文学、回归到我们的心灵、回归到典型自身的一个起点、一个突破口。”(66)不过让典型论回归心灵，和典型情感说一样，都是试图为它在当时流行的“情感表现论”中找到一个位置。王一川以符号结构和韦伯的卡里斯马概念重新解释了典型人物的“历史性”和“个人魅力”，使传统的典型理论具有了结构主义思想内涵和相当的理论深度。但他也指出，在文艺创作领域，“随着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传统在80年代前期走向衰落，到了80年代后期即1985年至1990年，这一传统就最终支离破碎了”。(67) 审美分析和情感扩张是1980年代文学和艺术批评的主要特色。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也以感性爆炸为标志。人们从单一的中山装改换为五彩缤纷、风格各异的服装；从单一的集体歌咏娱乐方式发展到五花八门的个体休闲方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典型论被各色各样的文论概念所取代也不足为奇。然而在这种巨大的审美扩张的背后，全球化的资本扩张也同样风起云涌。按照詹明信的观点，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扩张体现在对感性的殖民。“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68)鲍德里亚则指出，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价值形态进入“病毒性或放射性”阶段，审美泛化如同癌症毫无规则地疯狂扩散，形象“无休止循环”。(69)然而我们知道，资本的世界没有主体，只有主体的位置。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说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体的空白与不在场。因此朱光潜、李泽厚的审美理论中的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仅仅是一种理论幻象。对这种主体幻觉的审美描述反而使我们轻易地丧失了典型论曾经赋予我们的历史主体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主体性的理论自觉所带来的却是主体的不在场。1980年代的美学热使我们又回到五四时代：翻译传播、借鉴移植、拿来主义，却很少有自己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至少在当代消费社会的条件下，审美话语以及抽象的艺术形式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文化触角。(70)它迅速摧毁了典型论曾经筑起的、抵御西方现代性的堡垒。 以上对典型论的思想渊源、历史沿革、批评实践、晚期变体及其曲终人散的过程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典型论从根本上说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次理论回应，是创造民族主体性的一次学术努力。典型论的单一的理论内核即阶级性，它的核心也在于此。当这一内容被审美主义、形式主义和多元主义等普遍性文艺概念所取代时，它也就无疾而终了。但是对它在历史上有过的繁荣，我们理应重新评估。这不仅是因为它曾经为当时的生活赋予过意义，而且也在于今天全球化劳动分工的现实使我们对它的理解和阐释具备了新的条件。可以说典型论不仅是一种批评概念和方法，它还是一种立场、一种存在的修辞、一种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实践。在全球化资本扩张与阶级分化在我们身边愈演愈烈之时，典型论的阶级内容所隐含的对东西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象征性表述，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典型论的另一种理论价值正在显现。 注释： ①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1页。 ②马玉田、张建业编：《1979-1989十年文艺理论论争言论摘编》，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972-980页。 ③⑦⑨陆学明：《典型结构的文化阐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168-226，22-23，240-250页。 ④(46)(47)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36，33，10-15，250页。 ⑤包忠文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34-135页。 ⑥⑧(1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363，365-371，375页。 ⑩(25)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142，142页。 (11)(27)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62，463页。 (12)(26)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91，490页。 (14)G. Luka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 (London: Merlin Press, 1962), pp. 34-39. (15)(19)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3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248，248-258页。 (16)(18)汝信、王德胜：《美学的历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692，694页。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91页。 (20)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62-280页；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247页。 (21)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207页。 (22)参见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1989), pp. 17-102. (23)参见Liu Kang,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e Debate about Modernity in China", Boundary 2, Vol. 23, No. 3 (Fall 1996), 193-218页。詹明信和齐泽克不同意作为“多元文化主义”之“另类现代性”的表述。见詹姆逊(詹明信)：《詹姆逊文集》第4卷，王逢振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0页；齐泽克：《跨文化齐泽克读本》，徐钢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1-2页。 (28)G. Luka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 (London: Merlin Press, 1962), p. 35. (29)列宁：《列宁论文学》，曹葆华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5页。 (30)(4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70，874页。 (31)参见孟繁华：《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扩张》，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5期；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32)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3)参见程巍：《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载《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黑马：《阶级与文学》，载《译林》，2001年第5期。 (34)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2页。 (35)Terry Eagleton, 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 Said,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 23. (3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274页。 (37)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7页。 (38)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31-55页；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9-19页；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27-32页；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15页。 (39)(41)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10，317页。 (40)Karl Marx, Marx on China 1853-1860, ed. Dona Tor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1), p. 55. (42)何兆武、柳御林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0页。 (43)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6页。 (44)包忠文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04页。 (45)黄维樑、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39-184页。 (48)(49)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420-422，420-421页。 (50)智量编：《外国文学名作自学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239页。 (51)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编：《欧洲文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96-297页。 (52)(53)李明滨、徐京安等编：《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2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8，8页。 (54)李明滨、徐京安等编：《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3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38页。 (55)(56)(57)《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二十院校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68-569，569，570页。 (58)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84页。 (59)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256页。 (60)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269页。 (61)(62)(64)(65)马玉田、张建业编：《1979-1989十年文艺理论论争言论摘编》，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974，973，1022，1022页。 (63)(66)陆学明：《典型结构的文化阐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40，168页。 (68)F.杰姆逊(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29页。 (69)Jean Baudrillard,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trans. James Benedict (London: Verso, 1993), p. 5, p. 11. (70)参见詹姆逊(詹明信)：《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33-15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