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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对“经国之常制”的关注，与啖、赵等考求“常典”的追求，颇多近似。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赵匡曾经明确批评杜预以“五十凡”为周公遗制的说法，所谓：“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又云，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称先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 [42]赵匡并非否定《春秋》包含周公旧典之义，只是不同意从经文之“凡”来简单化地推度。赵匡所概括的缀叙三体，与杜预三体五情之“三体”，其着眼“常”、“变”的特点，是非常接近的。需要说明的是，杜预言义例，不无史学化的色彩，但啖、赵对此多致不满。例如，“公即位例”，啖助就取《榖梁》“继弑君不书即位，正也”这一包含鲜明褒贬之旨的意见，而不同意《左传》史学化的解释，《左传》认为庄公、闵公、僖公之不书即位，是由于因特殊原因而未行即位之礼，啖助认为此说“妄也”。 [43] 啖、赵等人言例，对公羊义例中一切改制的因素，都完全回避，或袭其貌而略其神，例如公羊言例特重内外，赵匡所论缀叙之体之一，也是“详内而略外”，但《公羊传》认为，详内的宗旨，在于自近者始，正人先正己。隐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何休解诂：“于内大恶讳，于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 [44] 啖、赵等人也强调内外之别，《纂例》所讨论的例法，多区分内外，如“内逆女”、“外逆女”“内大夫卒”、“外大夫卒”、“内伐”、“外伐”等。但对内外的理解，与《公羊传》多不同，《春秋》何以详内？原因在于记本国事，自然较他国为详细，“凡内灾皆书日，内事自详也。” [45]而至于恶行，无论内外，皆当书之：“《公羊》曰：外大恶书，小恶不书，内大恶不书，小恶书，殊非也。立教之体，事无巨细，皆论其可否，何得论其小大乎？且外事于例合书即书，小小侵伐等及大夫出奔已来，悉书之，何名小恶不书乎？内恶如弑君等俱隐避其文以示臣礼，然而不地不葬以见事实，至于诸恶，无不书者，何言大恶不书乎？” [46]啖、赵等人驳斥了公羊对内外书法的解释，此外，啖、赵等人对于《公羊》、《榖梁》的日月例，也指为“穿凿妄说”而一切不取，认为“凡用日月，史体当耳，非褒贬之意。” [47]就《公羊》而言，内外例与日月例，都与其改制说有一定联系。啖、赵的意见，虽从穿凿处立论，但与其反对改制之说的思想倾向不无关系。他们曾多次指出，三传言义，以《榖梁》最精，其原因就在于，《榖梁》既无《左传》以史说经之倾向，也不似《公羊》立意改制而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啖、赵等人言例之又一显著特色，是以“考经推理”之方式，取舍三传，树立己意。所谓“考经”，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综考春秋经文，属辞比事以得其义。例如赵匡据春秋经文，考证四时之祭，皆用夏时，其文云：“周虽以建子为正，至于祭祀，则用夏时本月以行四时之祭，故桓公八年正月烝，则夏之仲冬也；闵二年，五月……此事理制都无定证，今考经推理，宜尔故也。” [48]又如对于赵匡所言用兵之例，人或疑之，质之陆淳：“今用赵氏之例，何知必然？”陆淳云：“据《春秋》书侵者，凡五十有七，无事迹者莫知，其可验者，亦可略举。” [49]其下据《春秋》书侵之经文左证赵氏之说。属辞比事以求义例，本是义例学的核心，而在春秋义例学史上，今天所知极为注重通贯全经以说明义例的，杜预《春秋释例》是较早的代表。啖、赵等人“考经”以言例，与杜预颇多近似。 “考经”的另一含义，是将《春秋》与其它儒家经典旁通综观，例如，对禘义之讨论，则考究《礼记》之文以立论。这主要是为了考订所谓“常典”。这些“考经”之论，强调经文之左证，经文内在事理的一致，这使啖、赵等人对义例的探求，有了很强的学术化色彩。在“考经”的这两层含义中，前者是主要的，《春秋》义例主要还是要据《春秋》经文本身属辞比事以定，《纂例》论《春秋》之省文，就指出“此等皆以示讥耳，此止施于《春秋》义例之内，不可遍求于五经也。”[50]这说明，啖、赵等人之考经还是服务于褒贬大义的经学追求，并未充分实证化。 啖、赵等人虽重经文之左证，但同时也讲求“推理”，即在考经的基础上，断之以“理”，这在驳斥三传时，时能揭示其错讹悖谬，但仍包含很多主观臆测的成分。前人批评啖、赵陷于穿凿，即是针对这种“推理”的弊端而言。中唐春秋学疑辨学风之局限与成就，也多由此体现出。对此，有关的研究多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中唐春秋学之言例，是以“明常典，着权制”为基本框架，吸纳“立忠为教，原情为本”、以诚断礼之因素，在方法上，提倡“考经推理”，其精神宗旨与“考经推理”的方法之间，有相互增强的作用，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接续和深化了杜预义例学的学术化特点，宋元以下，言义例者不乏其人，观点言人人殊，但由于啖、赵之论，能立足考经推理之详密推求，因此，其观点仍然很受重视，从中唐思想史环境来看，啖、赵等人的义例学对“变周”、“从周”的复杂思考，以及透过具体义例的总结所表达的用心，及其现实关怀，亦是理解中唐儒学制度思考的重要切入点，此一研究需联系中唐思想史环境综合讨论，非本文所能容纳，还需俟诸新的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