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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厉鹗所著相关诗论的具体内容。首先，单从《懒园诗钞序》来看，厉鹗的确表达出一种不论是唐诗或是宋诗都有穷途的变通的诗史观，而较之许多仅仅停留于强行轩轾唐宋之人，的确要高明不少，这点以上诸位学者也都已经提到。但笔者认为，他们的论证存在另一个逻辑错误，即厉鹗不直接明言如何取舍唐宋，不否定唐诗的精华自有，却并不意味着他对唐诗的态度已经达到“宗唐”，或者说是能与宋诗“互参”的地步了。众所周知，厉鹗宗宋的诗学观能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他平时的读书爱好与创作之中，例如他参与《南宋杂事诗》的创作，尽毕生之力辑《宋诗纪事》，以及他自身诗歌的宋诗风的特点等。但若提到他宗唐，除了这篇《懒园诗钞序》中尚未有明确倾向的宗法理论外，我们似乎很难找出一些宗唐的具体细节。再回过来看张兵先生的论证过程：“厉氏论唐宋诗，立足点全在‘物穷则变，变则通’，至于怎么‘变通’，他并未明言。综合考察厉鹗的创作实践及其诗学观点，他确乎走的是一条以‘宗宋’为主，参酌唐诗，自成一家的道路。”[9]从字里行间看，张兵先生已然将厉鹗的“创作实践”与“诗学观点”作为他“参酌唐诗”的证据，却并未举出具体的能证明厉鹗创作实践宗唐的例子，也未用其他的诗学观点来进一步加以辅证，而就此得出“宏通的宗唐宗宋观”这样的结论，似乎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同理，张丽华先生的论证也存在这样的逻辑问题，具体可详参其文。 至于张兵先生“宏通的宗唐宗宋观”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在笔者看来也略显牵强。其论文道，厉鹗本不主张树坛立派。在流派与风格之间，他选择以风格来评价诗人。然后便引用《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又继续论到：“他认为，‘体’成于时代，关乎性情，是不可以模仿的；但作者可将众体熔铸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而对派的一味追求，只会产生一批徒袭其貌的盲从者，清代诗坛那些盲目的宗唐宗宋者不正是这种情形吗？正因为他看透了甚嚣尘上的唐宋诗之争给诗坛带来的流弊，所以在审视唐、宋传统时，方有冷静的态度，宏通的观点。”[10]笔者认为，厉鹗在这篇《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中发表“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乃单纯地就查为仁的诗歌风格而发表自己的诗歌理论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张兵先生将其延伸至当时“清代诗坛那些盲目的宗唐宗宋者”的情形，会不会有主观地将实质上并未有甚联系的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之嫌？厉鹗是在就诗歌创作先天具有的风格与后天形成的流派发表议论。厉鹗认同诗当有“体”，但却认为诗不当有“派”，并且追根溯源，分析诗歌流派由来之渊源。他认为白杨维桢起，诗歌之分门别派就出现了弊病的端倪。而到了明代“前后七子”，此流弊更是愈演愈烈。而对本朝诗人沿袭古人诗歌遗貌，皆不为厉鹗所看重。很明显，厉鹗是反对诗歌创作之分门别派论的。他之所以反对宗主派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深恐一味蹈袭前人之作，却失去独立自由的创作精神，最终丧失了诗歌“关乎性情，真气之所存”的本质，而陷入“学者生，似者死”这样毫无生气的僵局。所以，厉鹗在这篇序文里着重讨论的是诗歌创作应该具有自己独立创作个性的问题，即“体”的问题，从而才衍生出所谓的“不当有派”。而这个“派”也并非实指所谓的“宗唐派”或是“宗宋派”。再者，既然厉鹗不主张有“派”，而若还要反过来将“不当有派”作为厉鹗既宗唐又宗宋的这样有宗法派别意识的诗学观的力证，岂非一大悖论？故此，将“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的观点作为他宗唐祧宋的理论依据，着实有些牵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