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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海派散文创作的原发性语境也同时要求一种与之适应的阅读情境，1933年3月《现代》2卷5期上关于《灵凤小品集》的广告描绘的正是与海派散文的话语相适应的读者阅读的情境：“艳阳天气，在水滨，在花间，在灯下，都是读小品文的好时光，从三四分钟便可读毕的短文中，你将获得生活苦的慰安，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与周作人笔下的五四特有的闲话小品文的语境对比，即可看出，周作人描述的“江村小屋”，“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可以看成是京派小品文的理想。而“艳阳天气，在水滨，在花间，在灯下”，则是海派所追求的带有浓厚唯美化意味的境界，或许与大都市生活的繁复、苦闷、刺激、疲惫以及梦幻般的心态相互生发。而《灵凤小品集》的广告词中“生活苦的慰安，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的措辞也令人联想到波德莱尔在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所收入的《窗》中描绘的情境：“从一个开着的窗户外面看进去的人，决不如那看一个关着的窗户的见得事情多。再没有东西更深邃，更神秘，更丰富，更阴晦，更眩惑，胜于一枝蜡烛所照的窗户了。日光底下所能看见的总是比玻璃窗户后面所映出的趣味少。在这黑暗或光明的隙孔里，生命活着，生命梦着，生命苦着。”那些大都市中“活着”、“梦着”、“苦着”的读者在读海派散文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也许恰是“生活苦的慰安，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在2卷6期《现代》杂志中，另有一则关于《灵凤小品集》的新广告： 叶先生的文字，素来以艳丽见称，这集子里的小品，更能代表他那一称婉约的作风。所描写的都是一种空灵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昙华一样的欢乐，如珠走盘，如水银泻地，能使读者荡气回肠，不能自己。几年以来，为作者这种文笔所倾倒的已经不知有多少人，实在是中国文坛上小品文园地中唯一的一畦奇葩。对于追求梦幻和为生活所麻醉的人们，这是最适宜的一贴安神剂。 两则广告都强调了叶灵凤散文“安神剂”的效用，这与章衣萍所说“只有文艺茶话能给我们舒适，安乐，快心”，在精神深处是相通的。 海派散文的精髓由此与大都会的气质构成了同一的关系。都会滋养了海派小品，而海派散文也形神毕肖地描摹了都市。都市的繁复性、都市的日常性、都市的先锋性、都市的刺激性……都是海派散文大显身手的地方。从海派散文中，可以随处捕捉到的，是作家们对都市生活的耽溺，正像胡兰成复述的40年代张爱玲的话：“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海派散文在骨子里所表现的，正是作家与都市的亲和力。当然，在表象上，海派唯美—先锋作家们力图表现的，是都市体验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性。海派散文的悖论式图景体现在，一方面作家们试图提供给读者对“生活苦的慰安”，而另一方面，则是提炼着“神经衰弱的兴奋剂”，愈加刺激读者“自家的神经”。因为作家与读者所共同分享的以及时时面对的，是“都会的诱惑”： 大都会所给与我们的，不消说，便是一个五光十色，像万花筒一样的集合体。……我们若跑到南京路、外滩、虹口那一带去，则各种奇特刺眼的色彩，真使我们的眼睛应接不暇。例如大商店里的窗饰，汽车马车的油塗，活动写真的大广告，太太小姐妓女电影明星的绸缎的衣服，都好像在那里竞奇斗艳，互相比赛的样子。 “都会的诱惑”已成为近代艺术文学绝好的题材与无上的灵感。⑤ 这种“都会的诱惑”，刺激着海派作家们的神经和欲望，激发出的是都市享乐主义的倾向。如张若谷在《刺戟的春天》中的表白：“我爱看丰姿美丽，肌肤莹白，衣饰鲜艳，行动活泼的少女；我爱听出神入化的大规模的交响乐会；我爱看可歌可泣富于魅诱性的歌剧；我爱嗅浓郁馨芳化装粉麝；我爱尝甜蜜香甘的酒醴；我对于享受艺术文明的欲望繁复而且强烈，不胜罄书。”⑥这种繁复而且强烈的“享受艺术文明的欲望”已经成为30年代上海的都市意识形态的基座和底蕴，甚至被赋予了文明再造的正当性，如《时代画报》即名正言顺地倡导一种享乐的“意趣”：“我们要为国家造富源，尤其要使人民心理向上勿苟且，务须发挥具有享受的意趣……我们大胆地极力提倡时髦和漂亮，不作无病呻吟，完全抱着奋斗前进应有的进展。”⑦这番话虽然说的疙里疙瘩，但背后的理念是清楚而鲜明的。海派散文所顺应的正是这种都市理念，表现出对都市摩登的沉迷和眷恋。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图景，因此首先进入作家们的书写视野。如张若谷在《都会的诱惑》中描绘的那样： 近代科学的突进，机械业的发达，化装品，妆饰术，大商业广告术的进步，使大都会一天一天的增加艳丽，灿烂，引得一般人目迷心炫，像妖魔一般的有媚人的力量。……他方面一群神经过敏的艺术家，受了资本主义的压迫，而生出无限苦闷，于是拼命地要求肉的享乐，想忘记了苦闷；酒精呀，烟草呀，咖啡呀，淫荡的女性呀，愈是刺激的东西愈好。……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也当然是力求新奇的刺激的东西。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