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七年文学”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启示 “十七年文学”的评判涉及文学经典的内在关联，而反过来，它也对文学经典问题产生很强的启示意义。它对我们认识其他阶段文学特别是对我们考察整个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建构，都有值得可借鉴和思考之处。 首先，重视更纯粹的文学性。正如布鲁姆在《文学正典》中所说：“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我认为，确实是此种焦虑定义了文学并几乎与之一体。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有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性的企求，乞求存在于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之中。”[7](p.13)文学经典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文学自身，人们在讨论经典时，需要回到文学角度来谈论和建构经典，以文学为首要标准来看待和评判。在这一前提下，我很赞同刘象愚将文学经典定义为“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无限的可读性”[8]的看法——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谈的文学性标准并不局限于很多人理解的单纯形式美，完整的文学性既包括形式，也包括思想内涵，只是文学意义上的思想与政治、哲学等层面上的思想内涵不完全一样，它体现的是文学独特形式对生命、世界展开的独特理解、判断和表现。 多年来，中国新文学一直被过多的外在因素所主宰，文学因素被挤到边缘，处于无足轻重的状态。阶段的创作、批评是如此，后来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如此。“十七年文学”只不过是个突出的典型而已。正是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人们对新文学许多作家作品都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而是存在巨大的误差。特别是一旦政治和文化环境发生变化，“翻烙饼”的现象就马上出现。以茅盾的评价为例(当然，对郭沫若评价的“翻烙饼”现象更为突出)。1980年代中期之前，茅盾的文学地位仅次于鲁迅和郭沫若，只有赞誉，绝无微词。但1990年代后，文学研究界对他的关注迅速降温，贬斥之词占据主流。客观说，对于中国新文学历史这么短暂的文学来说，作家的褒贬变换是很正常的，但任何变换都需要理由，特别是文学的理由，不能只是因为政治或文化环境的变化。否则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绝对形不成共识。 其次，新文学的文学规范有待进一步确立和完善。这一点与上一点密切相关。正因为政治等其他因素的长期影响，新文学的规范没有真正建立。或者说，在现在的新文学批评和研究中，文学规范相当混乱。这不是完全否定以往的文学研究。在作家们和研究者们的努力下，新文学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规范。但是，因为几方面的原因，这一规范还没有真正科学地确立和完善：其一，长期以来，政治对文学构成了巨大限制，后来政治之弦稍有松弛，但政治的影响始终存在，政治与非政治的冲突对文学研究产生严重影响，也限制了对文学规范的建设；其二，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相对主义思想盛行，更充斥着个人偏见和党同伐异，特别是网络文学兴起后，这一局面更为加剧；其三，文学规范本身就不是僵化的，它是流动的、发展的，需要研究者和创作者不断地维护和建构。 最典型的表现是现代文学(白话文体)的文学形式研究非常薄弱。在1980年代之前，由于政治对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绝对主导，形式上的规范和探索被视为误区和歧途，导致多年来新文学形式规范上的滞后。近年来，文化批判又占据文艺理论的主导，文学形式研究也被严重边缘化。我们看现在的文艺理论著述，充斥的都是虚空的理论话语，很少有对新文学的文本形式的切实研究。这是我们在学科建设方面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这样的后果是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严重缺乏可以遵循的基本文学标准，也很难建立起公认的文学规范。典型表现如诗歌领域，各种诗歌观念所造成的审美歧异异常巨大，如所谓的“口语诗”和“知识分子写作”，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相通之处，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建立哪怕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在各种评论、选本和理论中，呈现的是自说自话和偏见，是文学史上极端罕见的混乱局面。客观说，诗歌评判个人性更突出一些，但不管怎么样，作为一种文体，肯定需要有最基本的规范和标准，否则就很难说这种文体的发展是成熟的。诗歌之外，散文、小说等情况也基本相类似。诸如什么是散文，优秀散文的规范，以及如何界定写实文体和小说的关系，等等，都有许多不明确之处。 第三，我们应更宽泛地理解文学经典的意义，特别是意识到非文学经典的价值意义。 作为文学创作，毫无疑问要追求经典性。为永恒写作，还是为时代写作？相信绝大多数作家都会以前者为目标。这种选择无可厚非。但是，从文学和文学史评价的角度看，不应该将文学的意义完全限于经典。经典文学固然具有伟大价值，代表着该时期文学甚至文化的最高成就，但是，非经典的文学作品，或者说，那些不具备文学经典素质的文学作品，并不因此而失去其存在价值和意义。 有西方学者曾经说过：“一个过于具体地配合自己时代和环境写作的人，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可能再也引不起大家多大的兴趣。可是另一方面，席勒说得也对：‘一个忠于自己时代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9](p.229)确实，只有那些密切关联、深入时代的作家作品才可能成为经典。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些受限制于为时代写作、不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作家作品，它们也许因此而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或者说它们也许永远达不到文学经典的高度，但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存在的价值。从文学功用上说，文学首先是为时代的。提供给同时代读者以精神食粮，实现其作为文化产品的价值，或者为现实弱势群体代言、表达他们的呼声，都是文学的基本意义所在。正如文学一旦进入社会，它的意义就超越了作家自身，进入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联、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也应该受到肯定。这一点，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文学史也许有更多的责任在于永恒，但文学批评却责无旁贷、需要给予现实价值更多的关注，应该对非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更合理、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此外，从作家层面说，正如契诃夫曾经说过的“大狗叫，小狗也要叫”，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具有成为经典作家、创作出经典作品的素质和才能，但这些非文学经典的作家和他们创作的作品，绝对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学追求。在任何时代文学中，这些作家作品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他(它)们同样应该受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充分尊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