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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经典建构中的外部因素 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争议中，除了对文学性的争议，还牵涉到很多文学外的因素。 首先是政治因素。在“十七年文学”的评论和研究中，充溢着强烈的政治因素。这一方面体现在文学评价的角度。“十七年”是一个政治环境比较严厉的时期，其所实行的各种现实政策受到很多人质疑，而其文学也受现实政治约束较多，与其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于是，许多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者很自然地将这期间的文学作品与作品所关联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甚至完全等同起来看待，将文学的价值直接关联于现实政治的价值。这样，政治评判就自然渗透到文学评价之中。同样，另一些对它们表示肯定的批评者的视角也有鲜明的政治性。比如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文学”概念，就非常明确地将文学与时代政治关联起来。也就是说，这些论述者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肯定，构成了对这时期文学价值肯定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在“十七年文学”的评价行为和评价者自身，也体现出某些政治色彩。比如“红色经典”和“社会主义文学”等概念，就与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经典而为“红色”，文学而为“社会主义”，当然蕴含有鲜明的政治因素。而近年来围绕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所引发的争论以及政治介入，都明显蕴含有一定政治内涵⑤。从思想角度来说，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赞誉者中，可以隐约见到民族主义、左翼思想等色彩，而在对它的批判者中，则多少蕴含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其次是文学的接受和社会影响因素。这也体现在对“十七年文学”正反两面的评价中。从正面评价者来说，许多人之推崇“十七年文学”，并奉为“红色经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毫无疑问，在新文学历史上，“十七年文学”是在普通大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读者中获得最好接受效果的时期，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客观说，它对于中国乡村大众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对农村青年的精神熏陶，促使他们走出传统，走向现代，是有很大影响。如《李双双小传》、《三里湾》、《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在当时社会中确是家喻户晓、路人皆知，也通过这一代人将影响力保持到今天。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已经使这些作品具备了文学经典的属性，因此称它们为“红色经典”。不过，对此观点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们看法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十七年文学”与时代政治关系过于密切，受到政治的过多影响，甚至沦为了政治现实的服务者。它们虽然有社会影响，但对人们精神的解放却不是积极的，而是相反，它们所灌输的是对政治的服从，是精神的蒙昧，是时代政治对人们心灵禁锢的帮手。 正如有学者所说：“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4](p.276)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文学外的许多因素，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产生重大作用，甚至也存在完全依靠外在力量推动而领一时经典潮流的现象。这当中，政治对文学经典的影响尤其突出。因为政治有权力推动文化宣传、教育、出版和文学史书写等多种方式，能够有强大的力量影响文学经典的生成。远的不说，“十七年时期”的《红旗歌谣》，“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虽然受时间限制，它们还没有被推到经典的高度，但已经具有这方面的趋势，更可以看到政治所具有的巨大推动力。此外，在文学经典构建中，文学接受的意义也不可忽略。中外文学史上，那些被奉为经典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能够被大众所广泛接受，耳熟能详，甚至是家喻户晓的。一些学者在给文学经典概念定位时，也特别重视读者的接受效果，如西方学者佛克马和蚁布思就认为：“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5](p.36) 然而，文学外因素对经典建构的影响情况并不单一，而是非常复杂，只有在清晰辨析和全面甄别的前提上，才可能作出客观的认识和判断。就“十七年文学”而言，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政治与文学的错综缠绕，我们既需要对其现实状况进行全面的考察，更需要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出理性的深入思考。 首先，考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需要对大的文学环境与具体文学创作之间差异进行必要的区分。政治强权对文学的钳制，限制文学的独立发展，当然会严重损害文学的自由独立个性。然而，不能对时代文学政策与具体文学创作持完全一致的标准。也就是说，时代政治与文学创作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差异性。具体到“十七年文学”，这时期政治对文学的限制确实很多，其文学的特点和繁荣局面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于期间的作家创作，我们却应该给予更多的深层理解。在那一背景下，如果要求作家创作出游离于时代之外、甚至与时代政治相背离的作品，确实是一种苛求。因为即使是作家创作出来，也不可能有公开发表、成为时代文学一部分的机会。另外，“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真正丧失文学底线、完全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作品为数很少，更多的作品是在政治的裂隙中艰难地挣扎，依然在尝试展现生活和人性中的美。它们的价值不应该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而简单地受到忽略和贬斥。 而且，文学的创作特征、作家的创作倾向，都不应该成为评判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因素，不能以政治题材或政治态度来决定作品的优劣。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只要不是为非人性的政治服务，如何处理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是疏离政治、强化独立，还是亲近政治、切近现实，是文学自主的选择，是作家或作品的创作特色，并不就是一种缺陷。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乏政治色彩强烈的作家作品。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外国的聂鲁达、斯坦贝克等，其作品都具有较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现实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尽管上述作家的政治态度有高下深浅之分，但都说明了政治态度不能简单决定其文学价值。在进行文学评价时，需要厘清文学本身与它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之间的差异。即使某文学对某种现实政治进行了肯定和歌颂，事后也证明这种政治有所失误(只要它不是反人性和反社会的)，也不能就完全否定它的价值——更何况，政治政策的历史评价也不是那么简单，不是短期就能完全定论——事实上，文学一旦形成，就会具有自己的独立审美价值，会对现实政治进行超越。这种独立性和超越性，才是文学是否具有价值、能否成为经典的最根本因素。 其次，“十七年文学”的接受、影响状况，需要多方面的客观审视。我们不否认“十七年文学”在接受效果上达到了新文学历史的最高峰，新文学也第一次真正进入农民生活中。但同样不可否定的是，这些成果的获得不完全是文学自身的因素，它们是在现实政治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才得以形成。比如当时社会处于多方面的封锁和封闭环境，比如政治宣传的需要、文学政策的倾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固然要尊重这种文学接受的价值，但却难以将它作为建构文学经典的核心要素。而从影响效果方面说，也是交织着现代启蒙与政治宣传的双重内涵，不可能截然分开。因此，“十七年文学”的接受和影响因素是建立在非文学为主导的背景上，它也不能作为评判文学经典的重要参照指数。 最后，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始终应该坚持文学自身属性为首要因素的基本原则。正如有学者所说：“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测定一种读物是否是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来进行。”[6](p.237)任何外在因素都只能对文学经典建构起辅助作用，不可能真正决定文学经典。比如，在政治、市场等权力因素的影响下，也许能够形成一个时期、一定地域的文学经典，但是，它们终究不可能是长久的，随着政治权力的失去或改变，失去庇护的文学经典光环不再，也往往会迅速失去经典的地位。只有文学性，才能造就真正的经典，也才能使文学经典的属性保持得更久远，甚至永恒。 这当中，需要特别谈到文学研究中的政治观念问题。作为文学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现实担当精神，做纯粹的学究既不现实，也不合情。一个学者，他完全可以是一个有立场的现实批判者，也可以同时是一个有道义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许多学者在文学研究中的政治投入，但却不很赞同这种做法。我认为，一个学者最合适的方式是立足于自己的不同身份来发言。在他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文化批判、现实批判的写作时，他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文化见解，但在他进行文学批评，特别是文学研究的时候，就更应该尊重文学的特征和规律，不以政治观念来主导文学研究，不让自己的政治色彩来影响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更不应该让政治倾向来左右文学评判。这样，学者(批评家)的角色身份有清晰地分工，文学研究(批评)也能够在一个以文学为中心的背景下进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