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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充满争议，其背后蕴含着与对文学经典性密切相关问题的不同认识。首先是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它关系着文学经典最根本的原则，也是“十七年文学”评价分歧的重要归结点。将文学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我们既能认识到“十七年文学”的价值，又看到它与经典的距离；其次是文学经典构建中的外部因素问题，它也深刻地影响到“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和评价。客观辨析这些外在因素，同时更应该认识到建构文学经典的最根本因素是文学性。“十七年文学”评价问题对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建构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一是回到以文学为中心的评价标准；二是强化对文学规范的建设；三是客观认识非文学经典作品的意义。 关 键 词：十七年文学/经典/标准/文学性 作者简介：贺仲明，男，湖南衡阳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评价争议最大的是“十七年文学”。毁之者全盘否定其文学价值，甚至认为期间根本没有文学；而誉之者则给予大量赞美，乃至以“红色经典”来命名其中的部分作品，希望将之纳入到新文学经典作品的行列。二者争讼纷纭，分歧巨大，甚至陷入相互攻讦、互不交通的境地。 对“十七年文学”价值的衡定，以及究竟如何看待“红色经典”概念，与文学经典的许多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换言之，正是因为对文学经典内涵和文学评价标准等问题的理解上存在歧义，学术界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才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因此，要真正客观认识“十七年文学”，需要在文学经典问题上进行缜密细致的探究，为文学评价建立一个坚实的理论平台。反过来说，对“十七年文学”的深度评价，其意义也不只是局限于对这一时期文学本身，而是能够以典型个案的方式促进对文学经典建构方面的思考。 一、文学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评价“十七年文学”，一个最大的分歧是它到底是否具有文学性或经典文学性。否定者持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立场——启蒙现代性立场上，以“人的文学”标准来评价“十七年文学”，指出它的强烈非现代性：在思想上，它缺乏现代的独立主体性，是时代政治的附属品和宣传品，而且，它匮乏对人性的关注和表现，更没有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揭示和批判精神；在艺术上，它背离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规范，缺乏精致、圆熟的现代艺术表现，片面地向通俗、大众化方向发展，而且，许多作品还呈现出模式化的创作特征①。肯定者站立的是另一种立场，他们所持的是另一种文学现代性标准。比如旷新年提出“人民文学”概念，认为它与五四“人的文学”相冲突又相联系，建立的是“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对于以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想象与追求”，再如蔡翔提出“社会主义文学”概念，张志忠提出“革命的现代性”概念，认为“十七年文学”是在人的现代性之外的新的追求，也建构了新的美学原则。② 显然，在“十七年文学”评价分歧的背后，最根本症结其实不在当时文学创作本身，而是在于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也就是说，究竟以何标准来看待“十七年文学”，以及究竟有没有绝对的、或者说统一的文学标准，什么才是这样的文学标准，是导致上述分歧的最关键所在。如果讨论者们不在这一问题上深入思考，不在此问题看法上取得共识，这一文学评价上的争论是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甚至不可能达成统一前提的思想交流。 这实质性关联着文学经典的建构问题。在文学经典的探讨中，也存在着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激烈论争。以往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也存在分歧，但大体来说是稳定地建立在基本共识基础上的。但是，近年来，多重因素影响着人们对文学经典权威性和客观性的质疑。典型如以德里达、福柯等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由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揭示和批判延伸到文学经典的建构，人们纷纷关注到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在对传统文学经典产生强烈怀疑的同时，认为文学经典和文学评价标准只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以下两段中西方学者的观点具有很大的普遍性：“选择一部作品或者摒弃一部作品的标准是人为武断的，是带有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偏见的，这些标准所反映和再肯定的往往只是社会的强势群体的价值和他们的文化”[1](p.204)，“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2]。除了解构主义思想，文学现实的巨大变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典型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使文学创作一下子变得非常容易，消除了它原有的艰难和神圣质素，文学经典的属性也随之受到强烈的冲击。此外，商业文化的强力介入，更使戏说文学经典和解构文学经典成为娱乐时尚。环顾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否定经典存在甚至完全否定文学标准存在的声音不绝于耳，文学经典所遇到的挑战是普遍而空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