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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左联”革命文学团体既是文学与革命结合的必然产物，其本质又是一批热血青年探索人生“精神热恋”的归宿。过去我们十分强调“左联”的诞生是党在特殊环境下要求倡导“革命文学”的各方停止论争，而有了作家联盟的必然；或者很重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对鲁迅所批评的“对于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17]这类作家的对号入座；而并不切实、具体地分析在浪漫文学与现实革命之间合理的精神联系，或者细致地找寻在浪漫与现实、文学与革命结合的背后丰富而复杂的某些历史细节。蒋光慈的个案正是作为早期革命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他身上的许多个人的独特人生经验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感受体会，提供了“左联”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生成过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精神元素，很值得我们珍视。 为此，我们可否得出这样几点文学史的再认识。第一，在特殊环境下生成的“左联”革命文学团体，“联盟式”的结构系统既是革命斗争的政治需要又是文学组织社会化革命化的必然。1931年蒋光慈被“左联”党组织开除现象，不是一个作家的孤立非常态现象，也并非简单归咎于党的极左错误路线的结果。同期的前后，作为党内领导的革命家文学家瞿秋白受到排挤，“左联”团体内被通报开除的也有五四元老作家郁达夫，青年作家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等。[18]细理他们被开除的缘由，在党内政治路线偏向引导下，蒋光慈明确表示过对“既然说我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之不满，并主动递交了“退党书”，而郁达夫、周全平等作家是并没有意识到因尊崇文学自由的行为方式，却被党组织定性为“投机和反动分子”、“叛徒”、“敌人”开除。“左联”面对残酷斗争必须有高度统一和整饬纪律，而自我独立、精神自由的文学家则表现出了理想和浪漫中的随性，乃至本能的逆反。这两者聚合中的冲突和矛盾，构成了“左联”团体生成中最真实的本真现象。蒋光慈现象的典型对文学自由的坚守，更表现了对独立人格的坚守。特殊环境下的被组织离弃，又反向说明这是一个团体的坚守而不是个人的行为，更何况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举措呢?我认为蒋光慈虽然是革命团体“左联”一份子，但是他更强调自己的个性和关心的事物，而并不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想象。同样，参加“左联”团体联盟的是一批崇尚精神自由的文学家，但是他们更看重作家的革命意识、斗争的方式、统一化的组织，铁的纪律，以确保其与时代革命斗争的合拍，其组织机制明确“不是作家的自由组合”。由此，个体的背离和群体的裂变才是他们彼此关系的真正常态。第二，蒋光慈与“左联”的生成关系，最重要的是独创了调节其冲突矛盾的“革命加恋爱”之文学想象。依据丁玲言其早期《韦护》等作品不自觉地追随了“革命加恋爱”创作而掉进了“光赤的陷阱”，以及这前后出现了胡也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华汉的《地泉》等类似的一批作品，过往的文学史就有了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的批判，后来“拨乱反正”又有“革命加恋爱”是文学历史进程的“过渡性”创作现象之说。就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创作的内容考察，陈季侠(《野祭》)、江霞(《菊芬》)、丽莎(《丽莎的哀怨》)、王曼英(《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有蒋光慈人生和生活的缩影，尤其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强化了“自传”的色彩。但是，这些作品最为本真的应该是，形象地揭示了一个特殊时代现代人单面或多面的人性真实和其扭曲人生、坎坷命运的自我思考，呈现了一个人的精神情怀和现实理性纠结的革命文学的原生态。他的小说创作《少年的漂泊者》中汪中一个人的成长的故事与《短裤党》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集体政治事件的纪实，可否说寻求的是一条文学与革命结合的平面图景，也反映了作家刚刚行进在革命文学时代的一种文学情怀和革命动机。这也包括了他《新梦》、《哀中国》等诗集里一些诗篇内容。但是，更真实的蒋光慈，是在他叙述的一个俄国贵族女子丽莎曲折的流亡经历和复杂人性中，在他描摹一位流浪诗人、革命文学家江霞面对漂亮的菊芬姐妹面对文学与革命的摇摆迷茫中，以及在一名现代女性王曼英病态人生和扭曲人性的抗争中，获得了最真实的立体展现。不时某个细节某个场景某个片段闪现了作家生活和心灵的真实自我，甚至可以与作家的日记《异邦与故国》对读。有意思的是，蒋光慈在创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时，试图通过地主之子李杰和矿工出身的革命者张进德的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革命叙事的圆满结束，完成他在经历痛苦后真实自我的又一次“涅槃”。但是小说写作中他已经被共产党开除，小说出版却是在他的身后，并且“刚刚打好纸板，广告一登出去，立即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停止出版了”[19]。蒋光慈文学创作中某些简单、粗糙，甚至幼稚的描写和记述，如同“左联”组织化过程中的某些二元对立革命简单化处理一样，都蕴含着合理与不合理的多重因素，需要冷静深思，仔细辨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光慈文学创作模式化的背后，“左联”团体行进中的革命化行为方式，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第三，当陈述出蒋光慈与“左联”的多重复杂关系线索时，不只是“左联”成立和运作的过程中，蒋光慈自己独特的生活和活动轨迹，并非完全比对出一个新形态的革命文学团体“左”与“右”对立的转向，也不仅仅是文学史发现了一个蒋光慈创立的“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蒋光慈的个案意义，在于直射出1930年前后诞生的“左联”革命文学团体组织，完成了中国历史和革命在这个时期生命鲜活性、典范性和复杂性的建构。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曾引述：“历史的问题是意识的问题”，而又说“意识的问题是社会存在的问题”[20]。应该说蒋光慈与“左联”作为社会存在问题已经无可疑义，那么可以激发我们思考的是，由此建构的特殊“历史问题”和“意识问题”究竟是什么呢?一是“左联”在应对1930年代前后中国历史多重国际国内社会党派力量后，明确选择“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允许它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21]。二是面对个性自由浪漫的文学与集团统一党性的政治之矛盾冲突，党员作家双重身份的蒋光慈多有困惑和痛苦，又确实疾病缠身，最终提出了退党。三是蒋光慈和“左联”之关系集中到一点构成文学与政治在一个特殊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各自做出的选择和坚守，正是他们的选择才有了文学史的丰富性。 “左联”团体对五四文学作家群体同仁性的超越，既有社会历史的推动，又有文学自身的提升。两重身份的蒋光慈典型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的超越，作为表现的文学他留下了文学史不可回避的“革命加恋爱”创作现象的存在。作为作家的蒋光慈无论主动退出还是被动开除，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革命时代的团体，而不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同仁社团流派。“左联”不仅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历史转折点上应运而生，而且是新的文学也在探寻、经历转型的时候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历史的原貌、作家的本真，均不可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复原。借用蒋光慈当年“自题小照”诗的表述“是我，非我；非我，是我；且把这一副/不像他，不像你的形容，当做真我。”[22]这就是蒋光慈怀着革命的“新梦”，走进“左联”的最真实的自画像，“左联”这一特殊的革命文学团体，也可如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