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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库的爷爷是最早在大栏镇一带定居的人，而其奶奶则有神秘的色彩，是一从河流坐瓮漂下来、谁也听不懂她说出来的话的美丽盲女。司马库的哥哥性格相当温和，忍耐、小心、谨慎，甚至有点懦弱，但也还善于周旋，作为全镇的首富，做过镇长，维持会长、负责收尸，还随担架队支援过解放军的淮海战役，立过大功。而司马库的性格却与其兄非常不同，他大胆，敢于冒险，枪法奇准，敢作敢为，也敢作敢当。他喜欢新鲜玩意儿，最早尝试使用自行车、电焊机、电影机、风力磨坊，并冒险学习滑翔飞行。与其说他是热爱生命，不如说他是热爱生命的精彩，而为了这精彩，他甚至不惜轻掷生命。他娶了三房姨太太，后来又有了招弟，却还不时“偷食”，包括和其大姨来弟的疯狂一夜偷欢，而相好的女人们即便常常知道这一点，也还是接受或不得不忍受。他自称自己对每一个和他好的女人都是“真心”，只不过也经常“分心”，并且不掩饰他有这个毛病。不过，为了女人们，他也是能够承担。当招弟被打死之后，他托着她的尸体，可以逃跑也不逃跑。他欣赏女人，但出语下流，连对监管他的女公安也敢出言调戏，他被枪毙前最后的遗言丝毫也不带政治性，而是大叫“女人是好东西啊”。这大概也是他的一贯心声，他此前就说过“女人是好东西，是宝中之宝，贵中之贵”。 司马库看来不怎么喜欢人的“中不溜儿”，当司马粮问第一次被捕时的司马库：“爹，他们会枪毙你吗?”司马库侧目望望浑浊的河水，说：“你爹吃亏就吃在心慈手软上。你小子记着，要做恶人就得铁石心肠，杀人不眨眼。要做善人走路也要低着头，别踩死蚂蚁。最不要的是做蝙蝠，说鸟不是鸟，说兽不是兽。你记住了吗?”他不怜惜人的生命——不论自己还是他人的生命。但当他的手下要杀死一个民兵队长的妻子凑够杀人的数量时，他还是说：“别凑数，该杀的就杀，不该杀的别杀。”他有时像是胡闹一样地作战，比如在桥上布火龙阵来对付日本人；但有时也真刀实枪地作战，比如他破坏铁桥颠覆了一列日本军车。而日本人的报复就是将他的家人和乡亲共十九人枭首示众。他第一次逃脱后，多次被围捕都能逃脱，但是，当听说他的岳母一家人，包括几个孩子，还有兄弟，被吊打之后，他虽然明知是设局，但还是出来自首。 当他第一次被抓要押过河时，母亲就说：“都收拾收拾，去送送这个人吧，他是混蛋，也是条好汉。这样的人，从前的岁月里，隔上十年八年就会出一个，今后，怕是要绝种了。”这一“绝种”大概就像维斯康蒂的《豹》中所说的一样。母亲在公审大会上也不让司马粮哭，说让司马库顺利办完他自己最后的事情。司马库其实也常常表现得残忍和冷酷，或者胡闹和恶作剧，但有些事情还是绝不肯做，比如失信，比如蝇营狗苟。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女公安敢给他一把刀子让他临刑前一晚刮完自己的胡子。司马库接住刀子问：“你难道不怕我行凶、逃跑、自杀?”女公安笑着说：“那样你就不是司马库了!”司马库感叹道：“想不到最理解我的，还是一个女人!”他虽然有他生命的精彩，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司马库的儿子司马粮的身上也还有他的一些影子。他幼年就表现得相当机警，在“土改”斗争大会上，当听到可能要判他死刑，他即伏地爬行溜走，自己谋生，后来又回到母亲家里，而在埋葬了司马库的第二天晚上，他再次失踪，在多年之后，作为韩国富商回来。虽然花天酒地，惹是生非，但一方面生存能力极强，另一方面对死亡却也毫不畏惧。当执著地爱她的沙枣花在酒店高层房间向他求婚不成，要以死明志，跳楼之后，他撑开一把不知哪个女人遗忘在房间里的遮阳花伞竟也跟着跳下。沙枣花不幸摔在水泥地上死了。而他却幸运地落在楼下一棵法桐的树冠上，又漏出砸在冬青树丛上而没死。 与司马库父子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的上官金童，其最辉煌但也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只是在他读中学期间，那时由于他大姐被迫与残疾军人结婚，他出身变好了，在学校里受到重视，学业突飞猛进，成为初中部最优秀的学生。他回忆说：“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黄金的岁月，我有一个最革命的家庭，我有一个最聪明的头脑，我有健康的体魄，令女同学不敢正眼观看的相貌。”但是由于后来的家庭变故，他失去了这一革命光环，后被开除学籍，到农场劳动，又被一独身大龄的女农场场长青龙萍看中，非要让他变成男人，只是到最后青龙萍绝望自杀的一刻，他才真正遂其心愿，而他也因此变成了“奸尸犯”，获刑十五年。 上官金童出狱时已经到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他坐在汽车站候车大厅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等待着开往高密东北乡大栏镇的公共汽车，心想在这个人世上，自己已经活了四十二年了，可这四十二年里，却过得非常糟糕，非常龌龊，连自己都感到可怜、恶心。他浸泡在一种迟暮的感觉里，“那怅惘的、伟大的空旷感无限地展开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株在碱土荒原上枯萎了的茅草，悄悄地生，悄悄地长，现在正在悄悄地死去”。他早年不能适应“革命”，出狱之后也不再能适应“市场”。他多次被利用，被欺骗，甚至被骗结婚，又被视为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里医治了三年。母亲和其他亲人们也改变不了他，挽救不了他，最后他看来还是孑身一人，穷愁潦倒，一事无成。 母亲曾经用挑战的、发狂的声调刺激他说：“你给我有点出息吧……我已经不需要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子，我要的是像司马库一样、像鸟儿韩一样能给我闯出祸来的儿子，我要一个真正站着撒尿的男人!”但是，金童似乎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在一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他是一个失败者；在一个功利竞争的世界里，他看来还是一个窝囊废。但他的确无比善良，无比忍让，他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他无怨言地被人利用，遭人践踏。但他会不会是一个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梅诗金公爵一样的圣洁人物呢?尽管这样的人在现代世界注定难逃“白痴”或“窝囊废”、“精神病”的命运。 虽然市场在让人们自主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与生活方面具有一种道德性，但如果人们的物欲过于张扬，就像《丰乳肥臀》中所说：“大家都两眼发红，直奔一个钱字!”生命的精彩也必将受到金钱的侵蚀。这时的确不再有直接的“合法”剥夺生命(计划生育中的晚期强行引产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也不再有使人们大规模饿死的饥馑，但生命也可能萎缩成了仅仅是一种满足物欲的经济活动，甚至刺激出种种贪腐、欺诈、盗劫等不道德的行径。这时也不仅还有权力的横行和贪婪，还有逼着高龄母亲搬走的拆迁，还有要挖出老人尸体的野蛮，人与人的关系也在金钱欲望的腐蚀下变得冷漠。如果说上官家的第一代主要是饱受战争之苦；第二代主要是饱受饥馑和运动之苦；那么，第三代不再遇到这些直接剥夺人的生命的灾难了，几乎再没有饥饿而死、战乱而死和运动的整死和斗死了，但他们照样说不上幸福。像鲁立人和上官盼弟的女儿鲁胜利，不仅做了大栏市工商银行的行长，后来还做了大栏市的市长。但在上面的靠山不再能保护她之后，她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被捕之前，她看着自己房间壁橱堆满了的人民币，这时似才有所悔悟，呷了一口酒自语道：“钱是人世间最脏的东西，怪不得大人物都不摸钱。其实我也可以不摸钱了，十年里，我难道还用钱买过什么东西吗?没有，没有。”而沙枣花自杀，鹦鹉韩也因诈骗被判刑，司马粮惹事后逃匿，不知所终。 《丰乳肥臀》几次写到了教堂及其钟声。一次是母亲在生了第七个女儿之后，被丈夫打伤，伤口腐烂化脓，散发着恶臭。她自觉不久于人世，便搬到西厢房里去住。“有一天凌晨，教堂的钟声，把她从迷蒙中唤醒……那嗡嗡的、青铜色的美丽声音，震荡着她的灵魂，在她的心里，激起一圈圈涟漪。我为什么一直听不到这声音呢?是什么东西堵塞了我的耳朵?她沉思默想着，身上的痛苦渐渐被忘却了。直到几匹老鼠爬到她身上啮咬她的皮肉时，她才从冥想中解脱出来。”“母亲拄着拐棍，拖着腐烂的下体，一步一步地，像攀登漫漫天堂路一样，走进了教堂的大门。”她在遇到牧师马洛亚之后重新焕发了生机。而上官金童在掩埋了母亲的遗体之后心里也默念道：“娘啊娘，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可把您害苦了。儿要把风烛残年献给上帝，我那同父异母的哥哥已在教堂里给我谋了个差事，他让我负责清扫卫生，看守门户，定期挖露天厕所，把那些秽物担到老百姓的菜地里。娘，这是我最好的归宿……”而他是否也能焕发生机呢? 后来作者写道：“在创作《丰乳肥臀》时，我去过两次教堂。小说中的上官金童也去过两次教堂，他在走投无路时，投向了上帝的怀抱。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着忧虑，我盼望着自己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我尊重每一个有信仰的人，我鄙视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的人。我希望用自己的书表现出一种寻求救赎的意识，人世充满痛苦和迷茫，犹如黑暗的大海，但理想犹如一线光明在黑暗中闪烁。” 个人总会死亡，留下记忆或就是试图抓住永恒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追求永恒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我们现在所能谈的还只是作为人类的记忆。这种记忆首先意味着记住过去的苦难，如此或能防止我们再给自己和同类制造同样的苦难，甚至创造和葆有一种比较美好的生活。但人类也会灭亡，在这之上和之后是否还有永恒的记忆?这或许是我们现在所不能知道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一生下来，就要努力地活下去，再怎样艰难也要活下去。也许我们面对连绵而来的痛苦已经有些麻木，也许我们甚至不敢再对幸福抱有希望，视野所及看不到任何有希望的前景，但我们还是要极其坚韧地活下去。我们努力活下去，我们活过来了，熬过来了，我们还要记住，我们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们为这种活过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们最好不要让我们的后代也这样活过来，尽管这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最大历练。我们不只是要让肉身活着，还要有体面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有精神地活着。而我们也许只有努力记住过去，尤其是记住刚过去的百年的经验教训，才能开创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