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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忍耐、生养与咬牙活命 我们在莫言小说中可以看到人们对生命的两种似乎对立，但之间又有互相支撑的联系的态度：即一方面是对生命的似乎并不太看重，不仅是对别人的，甚至是对自己的生命并不敏感、并不悲情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则是生命力极其顽强，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甚至不惜尊严，不惧痛苦的态度。而且这两种态度往往就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比如上官吕氏，在她的儿媳上官鲁氏(即母亲)要第八次生产的时候，她并不太关心和看重，甚至还没有对她家的头胎生养的黑驴要生小骡子那样看重。但也是她支撑着铁匠的家，对村里的人和大家的事情也相当热心，她曾严肃地盯着儿子说：“人要该死，怎么着也得死；人要不该死，怎么着也死不了!”日本人在院子里杀死了她的丈夫和儿子，她自己也身受重伤，几乎在被认定已死亡之际，几个收尸队员提着铁抓钩过来，刚要往上官吕氏身上抡钩子，她却像一只老龟一样，慢吞吞地爬起来。她虽然此后变得有些精神失常，失去了记忆和理智，在这之后却还是活了好几年。甚至这期间母亲带着诸多孩子们在饥馑中出外谋生许多日子，只是给她留了些食物，回来看她却还活着。最后只是因为她发疯地咬啮玉女，危及孩子的生命，才被母亲失手打死。 在太多的苦难和死亡面前，的确所有人也都不敢太悲情，太伤感。母亲对后来为不拖累她而自杀的玉女感到痛心和歉疚，伤心地说这孩子一辈子就没享过什么福，但还是只哭了几声也就算了。中国的老百姓对生命的痛苦的确有一种超常的忍耐，初看起来甚至有一种接近冷酷的麻木。但在一个几乎没有活路的世界上活命，麻木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或者说是一种保护。尽管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他们却绝不自戕，也不自艾自怜，甚至不太绝望，总想着天不丧人，总有活命之路。大多数人大概也不会有那种“不食嗟来之食”的贵族般态度，而是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的态度——哪怕忍受屈辱，或者忍受身体上的极度痛苦。中国人忍受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中国人活命的能力也是惊人的。他们不仅能利用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物质资料，甚至能吸收各种各样的精神资源来支持自己活下去。在三年大饥馑期间，母亲抱着鸟儿韩和上官来弟遗下的孩子送上官金童去农场，她对他说：“还是那句老话，越是苦，越要咬着牙活下去，马洛亚牧师说，厚厚一本《圣经》，翻来覆去说的就是这个。你不要挂念我，娘是曲蟮命，有土就能活。”在此生命的意志不是反省，也不是权力，而首先就是活着，就是生存，就是无论如何也要顽强地活下去。连孩子们也都有各自强悍地活下去的本领，如幼小的司马粮，在“土改”斗争大会上悄悄逃走没被枪毙之后，自己谋生，到处流浪，却依然活着重返家园；他后来又偷越国境，若干年后却依然风光地活着回来了。 而二十世纪的中国老百姓活命也的确太不容易。他们面对着连绵的战争，面对不断的饥馑，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表现出了自己生命的勇敢、智慧，甚至活命的种种“狡计”。当士兵告诫母亲她们不要回家：“不怕被炮弹炸碎吗?我们这些重炮弹，能把大松树拦腰斩断。”“到了这个地步”，母亲说，“不是我们怕死，而是死怕我们了。”战争年代，为了给可能来临的饥馑做准备，母亲几乎动员了所有的孩子来储存萝卜：“大姐负责往筐里捡萝卜，二姐和三姐负责抬筐里的萝卜，四姐和五姐蹲在地窖里摆放萝卜，六姐每次提四个萝卜，从萝卜堆到地窖口。七姐每次提两个萝卜，从萝卜堆到地窖口。母亲背着我(金童)在地窖和萝卜堆之间来回巡视，发布着命令，批评着各种错误，表达着各种感慨。母亲的所有命令，都是为了提高工作进度。母亲的所有批评，都是为了改进工作方法，保护萝卜们的健康，使它们平安越冬。母亲的所有感慨，都在表达一个中心思想：生活艰难、必须奋力工作，才能熬过严冬……我后来才明白，母亲在那年冬天里，为什么要储藏那么多萝卜。”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母亲除了自己，还要养活失明的玉女和幼小的鹦鹉韩，她托门路谋到一个公社磨坊的差事，里面是用人推磨，推一天给半斤红薯干，但这对三人活命肯定还不够，于是她就捉摸到一个办法，偷着将磨道里的豆子囫囵吞到肚子里，回到家再呕吐出来。母亲后来对金童说：“儿啊，娘这是被逼出来的，你不要耻笑娘……娘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偷人家的东西……”“娘的胃，现在就是个装粮食的口袋……”当孩子看到她双膝跪地，手抓着盆沿，双肩起伏，脖子探出又缩进，那么可怕又那么惊人的美丽。伴随着打雷般的呕吐声，她的身体时而收缩成一块铁，时而软弱成一摊泥，终于让豆子如粒粒珍珠大珠小珠落入木盆里，孩子刚要放声大哭，就看到母亲幸福的笑脸如一朵葵花盛开在星光下，就听到母亲用破裂的嗓音说：“闺女，咱娘们有救了呀!”什么是“呕心沥血”?这就是了。作者说：“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确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于是，她们的生命，就像是一个象征，一个生命的象征，一个抗争的象征，一个抗拒苦难而顽强地活下去的象征。它是生命对战争的抗争，对饥馑的抗争，对那些戕害生命的政治路线和运动的抗争，对到处伺伏的死亡的抗争。尤其母亲的生命，她自出生伊始到她一九九五年自然离世，虽然经历了一连串的战争、饥馑和政治运动，生命中几乎始终都贯穿着痛苦，她看到了她的许多孩子先她而去，且大多是饱受痛苦和凌辱而死去。但她的一生，仍是一面赞颂苦难中的生命的最伟大的旗帜。 在母亲的生命中，最光辉的就是她的生养。这“生养”也是作为“母亲”的最本质含义。然而，这“生”对她却是非常屈辱的，这“养”对她也是极其艰难和痛苦的。她生了九个孩子：八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是她的丈夫没有生育能力，而她却要为此承受全部的责难和侮辱，又由于传统的生养观念的压力，她不能不到处“借种”，不仅被迫乱伦，也被自己不喜欢的人糟蹋、凌辱，乃至遭多人蹂躏。期间有几个孩子的“父亲”也是带有柔情的，尤其是她和牧师马洛亚，甚至可以说产生了一种温柔的爱情。但这种柔情随着牧师的惨死而很快结束了。在动员寡妇结婚的运动中，她也曾犹豫过是否要和司马亭结婚，但由于孩子的不赞同也就马上不予考虑了。她一生没有幸福的婚姻，在嫁到上官家之后饱受丈夫和婆家虐待，刚刚收拾完孩子，两腿间还有淋漓的血，就被逼到毒日头下干活了。她在三十九岁就守寡了。在这之后她的全部心力和关怀几乎就都在她的孩子身上了。在她被几个败兵轮奸之后，她曾经想过自杀，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孩子的责任还是阻止了她。她热爱生命，热爱每个幼小的孩子，是她从婆婆手里救下了要被溺死的七女，甚至为此不惜说谎。 她不仅是“生”，也努力地“养”，尽管这“养”在那样的年代里又比“生”还要艰难得多。于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在战争和饥馑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她不仅将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养大了，一个也没有早夭，还抚养过几乎所有的孙辈：沙枣花、司马凤和司马凰、鲁胜利、大哑和二哑、鹦鹉韩，甚至非自己女儿亲生的孩子司马粮。她会责骂长女说：“你也算个娘?管生不管养，连畜生都不如……”对次女又将一个用旧军装包着的婴孩鲁胜利塞给她感到愤怒，“你们生出来就往我这儿送，连狗都不如!”这时她还养着未成年的儿女，以及好几个孙辈，有上官领弟那两个极有可能都是哑巴的孩子，有上官招弟那两个疯疯癫癫的漂亮女孩，还有沙枣花和司马粮。她实在太累了。她躺在炕上，双乳疲惫地坍塌在肋骨上。而骂归骂，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发现，母亲正在训练那只白色的奶羊，给昨晚刚送来的、仰躺在簸箕里的上官盼弟的女儿喂奶。她的确也有点重男轻女，当生了八个女儿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她先只是给金童喂奶，当马洛亚牧师把同胞所生的玉女递给母亲说：“喂喂她吧，都是上帝赐给的，不能太偏心啊!”母亲红了脸，接过玉女。她也告诉女儿们说：“金童是金子，你们起码也是银子!” 过度的生育的确也还是有点悲哀：似乎只是在以生命的数量抗衡死亡，而轻视了生命的质量，就像是“广种薄收”。而中国人在那个不幸的时代看来生也艰难，长也艰难，活也苦命。三姐“鸟仙”就在庆祝抗战胜利狂欢的大街上生出了她和哑巴结合产下的两个男孩。“人群中，有一个穿着土黄色长袍的人慢慢爬起来。她跪在地上，从面前的土堆里扒出了跟她的袍子、跟大街上的一切同样颜色的东西。扒出一个，又扒出一个。他们发出了娃娃鱼一样的叫声。”而在仅仅几年之后的一次轰炸中，他们就被炸死了，“大哑的半个脑袋没有了，二哑的肚子上，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有时和谁生也不是很重要，贞节在一个艰难时世中也不是很被看重。不仅母亲如此，孙家的家长孙大姑，领着五个哑巴孙子，哑巴们的父母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 小说《蛙》主要是写计划生育。即便今天或已到了对这一国策需要作出根本调整的时候，我们大概也不能否认计划生育的最初动机以及所达到的客观效果，但是，它的实行看来还沿用了过去政治运动的某些残酷方式，比如强行拆屋、到处追逐、野蛮结扎、晚期引产，等等。尤其是晚期强迫引产，将已经在母腹中形成的生命，甚至即将临盆的生命强行结束，不仅给许多孕妇及家庭带来了灾难，而且是对生命的直接侵犯。小说中的主人公——作为妇科医生的姑姑，一生的工作先是接生，后来却是“断生”，到晚年她有了一种反省。她让作为泥塑艺术家的丈夫做了许多泥娃娃，将她引产过的那些婴儿，通过其手一一再现出来，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心中的歉疚。而曾经因为被追逐引产而妻儿双亡的作家蝌蚪，则认识到哪怕是通过“精子代孕”而即将降生的孩子，也拥有生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在一封信中表达自己的心声说：“他的孕育与出生，尽管比一般的孩子要艰难曲折，而且今后，围绕着他的身份确认，很可能还会产生诸多棘手的问题，但正如我姑姑所说：只要出了‘锅门’，就是一条生命，他必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合法的公民，并享受这个国家给予儿童的一切福利和权利，如果有麻烦，那是归我们这些让他出世的人来承担的，我们给予他的，除了爱，没有别的。”下面我们也就要谈到所有这些忍耐、责任和勇敢，归根结底是来自对生命的热爱，而这种热爱，也可以引导到对生命的更高期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