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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对夏商的生活及其在文学上默默的追求所知甚少，二○○四年写过一篇评《乞儿流浪记》的短文，指出夏商“并没有站在我们所熟悉的同情者和拯救者的高度来俯视这个群体——满足于如实地写出这个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覆灭的过程，由此清晰而完整地勾勒出现代都市的一部隐秘的前史——叙事笔法就因为中性而显得残酷，又因为残酷而显得遒劲有力”。又说他“不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醒悟过来之后急急忙忙梳妆打扮一番就粉墨登场的‘上海文学’——我们在这样的‘上海文学’中只能看到上海的招牌而看不到文学……”二○○三年在题为《一种“上海文学”的诞生》的文章结尾我还说，“现在预言这种颠倒的文学景观的终结还为时过早，因为支持这种颠倒的文学景观的关于上海、关于中国的制度性想象已经蔓延全国，在这过程中，并没有遇到足够有力的抵抗”。当时对夏商的第一印象，对“上海文学”的模糊认识，以及同样模糊的对两者未来的预感，如今在《东岸纪事》中算是得到部分的证实，我不仅看到夏商在文学上的成熟，也似乎看到苍白羸弱的上海文学的一抹血色，震惊欣喜之余，匆忙写下读后感，好像一改骂派作风，其实不然。我要感谢夏商，《东岸纪事》使我在消受过大量文学赝品、日益浮躁之后，又想起好的文学，复活了内心尚未失去的对于文学的一往情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