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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自然：现代理想投射中的“大海”建构 在古代中国，“海”与“河湖江流”同是天地万物之一员，古人在“东临碣石，以观沧海”③或“海上聊一望，船舶天际飞”④之际收览海天，游目骋怀，“仰观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⑤而觉“万物万情”。所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⑥，或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⑦，在凝神移情之间，体会“万物归怀”、“天地同一”的生命感觉。此刻，“山海自成天理”，天地万物自身具足，观海即泛览万象，即悟理情叹，具足的天地是具足的“人”的外化。这是古典的自然，需剔除过分机心独运的“自我”，而将“自我”融汇于天地之中。面对大海，即使其苍茫无涯偶或带来一瞬间的迷惑和忧思，如“岛间应有国，波外恐无天”⑧，但不足以扰动自然的内在秩序和生命自足的感受。 “五四”正是这种古典自然模式的终结。随着“西风”从海上大规模涌入，古典自然秩序的内在稳定感坍塌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地理观念被颠覆了。更为内在的变化是，中国古诗中那种物我浑融的自然裂碎了，代之而起的是“新自然”。“五四”是一个肯定自我、高扬主体价值的时代，在自我发现的热烈情绪中，这一代普遍相信个人应该在历史过程中扮演具有决创力的角色，为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而贡献其力量。正如普实克所说：“在文学革命之后，中国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便是主观成分普遍存在。这似乎与作者人格自传统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并逐渐凸显于作品中有关。”⑨自我的发现从根本上解构了古典自然，在主观价值构造的眼光下呈现出来的是“新自然”，自然万象正是在新的自我意识的烛照下被重新编码、书写，获得新的意义和位置。“海”也正是在这个语境下，获得了发现的意义，它不再是与“江河湖泊”类同的一员，而是在整个“新自然”的构建中获得凸显的位置、时代精神的建构对象、现代中国文化意识深处的一个情结。 在这一时期等待进入“新文学”并接受价值重估的众多自然物象中，“海洋”无疑具有某种优先权。这固然因为它似乎标示着现代中国文明的走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于它所挟带的现代西方文化资源。拜伦、普希金、海涅、雪莱等西方诗魂已在晚清传播了摩罗诗人的伟名，在“五四”一代人心中更是浪漫精神的化身，他们面向着大海的吟咏，塑造了理想的人格姿态。当《恰罗德-哈尔德游记》中的叛逆青年欢叫：“又到了海上！又一次以海为家！我欢迎你，欢迎你，吼叫的波浪”；当海涅在熠熠闪烁的波浪里看到传奇的色彩、童年的梦幻而咏赞：“我向你致意，你这大海，亘古永存”；当雪莱吟唱着“月儿在吻着海波，波浪也相互拥抱”，怀抱“爱的哲学”长眠在海浪中；当汹涌的波涛展现着“自由的元素”，等待着、召唤着普希金那被束缚的灵魂。当这些激情言说涌入“五四”精神世界中，其所挟带的力量展现了一个新的“大海”，也召唤着在新自然面前与之相应的赋形的力量。 于是便不难理解，为何在新的价值重估、文化列序过程中，海洋会占据一个凸显的位置，几乎天然地成为“五四”精神的旨归，成为时代意识的建构对象。在这一时期的海洋书写中，郭沫若显然居于特殊的地位，在他的诗里，迎面而来的是极具冲击力的大海：“我眼前来了滚滚的波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⑩这是充满颠覆力、狂躁的、急切要求涌入诗人内宇宙的大海。这个大海带来了新生的体验，“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太阳礼赞》)；(11)带来了无限的感受，“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万籁共鸣的symphony”(《笔立山头展望》)；(12)带来了生命的冲动：“晨安！常动不息的大海呀！/……晨安！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晨安》)(13)在这些诗里，自我与大海之间不是凝神观照式的识见，不是陌然无关的主客邂逅，而是充满生命自主的发现，是一次狂热的命名，是新生的自我欲将热烈的理念赋予对象，并从理想化建构的对象中反过来确验自我。 如果说，在“五四”文学中，郭沫若以他的发现和歌咏建构了一个充满力与美的大海、一个无限生命和自由涌动的大海、一个“惠特曼一样的太平洋”，那么冰心则以充满女性温情的爱与美的诉说，呈现出“大海”另一理想的面相。冰心在《往事二》中记述了寄给父亲的一封信：“我已受了一回风浪的试探。为着要报告父亲，我在海风中，最高层上，坐到中夜。海已证明了我确是父亲的女儿。”(14)对这个在海滨长大的海军世家女孩来说，“寻海”就内蕴着“寻父”的意义，也是追寻那“山巅水涯独来独往”的童年。由此就不难理解冰心“海的女儿”的自我认同，不难体会她在诉说大海时情不自禁喃喃自语的孩气话。冰心赋予大海一种可依恋的品质、一种宽博而永恒的爱，“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五》)。(15)在冰心动情诉说海的那些文字里，她往往一往情深地模拟儿童口吻：“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往事一》之十四)这种“五四”式的童心发现，意在创造出一个单纯的自然人，创造出适合童心尺度的单纯的自然。于是一个冰心式的“满蕴着母爱的温柔”的大海诞生了，这是大海的另一理想面相，纯净、深美、宽博，是爱的哲学的化身，也是雪莱、泰戈尔以及安徒生那一脉意绪的衍化。 “五四”的两位作家徐志摩和庐隐分别在其作品《海韵》和《海滨故人》里，让主人公(向往自由的女郎)徜徉在海滨，大海的起伏象征了一种自由的远景，海洋带来了新生活的气息。此后新女性和大海的组合在新文学里几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传统，典型的一例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海边出场的一幕，借助于大海强大的表征功能，这部小说令人信服地完成了一次“五四”式的个人浪漫传奇的演绎。另一作家许地山则赋予大海以宗教性的悲悯人生的象征意味，《缀网劳蛛》中的尚洁遭受不公正的污蔑和遗弃之后，感受到“人生就同人海采珠一样，整天冒险入海去，要得着多少，得着什么，采珠者一点把握也没有”。可是人生不息，就如同无涯的波浪不止，一度一度地踊跃掀动。被无尽的波浪磨拭过的尚洁终于悟到“我已找到许多失掉的珠子了！那些灵性的珠子，自然不如入海探求那么容易，然而我竟能得着二三十颗了”(16)。灵海寻珠所象征的人生体悟，此后变幻出没在戴望舒《寻梦者》、卞之琳《白螺壳》等诗中。深邃、神秘、包容的大海构成一种终极性的召唤，召唤怀着理想的人们去探求人生的真谛。 这些海洋书写就建构起了新文学中“大海”的传统。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两个自然物象由于寄蕴了现代中国共同的宏大理想和集体想象，而得到突显的“待遇”，这就是“太阳”和“大海”。又唯有“大海”所负载的新生、无限、自由、爱与美等“五四”式自由个体的现代理想基本上未被改换，因而成为知识分子隐秘的文化情结和精神资源。延续至1980年代的文学书写中，(17)这种“大写的海”的模式基本上没有遭遇质疑，“大海”成为具有深度内涵和理想意义的符码，成为召唤生命朝向和价值信念的文化秘咒。它启迪了中国人对大海所象征的广阔世界的全新想象，现代中国向外仰视、希冀探寻的深层海洋意识，以及不断突破固有文化框架不息追求的海洋精神，而“五四文学”的话语建构与精神实践正是一个源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