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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正逢时的盛举 “文学新星丛书”不同于9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商对青春文学的炒作，这套丛书无意改变作者的创作风格或价值判断，也不对他们进行商业的包装，而是以包容的姿态，呈现作者原生态的文学面貌，平等对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其他风格的审美追求，鼓励多样的艺术创新和精神探索，让作者在独立选择中自由生长。正如丛维熙所言：“最值得庆幸的是他(她)们的青春与改革年代同步，用‘生正逢时’来概括，似无失准之处。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们笔耕时日，用文学图解政治的年代已然逝去；文学已还原为精神的自由落体，因而他(她)们笔下勾勒出来的生活，都是他(她)们心灵里最想倾吐的歌。尽管当时，对文学声嘶力竭的干预之声并没绝耳，但面对虎啸龙吟的文学现时，已是强弩之末，不再构成对真实文学的死亡威胁。这也是昨日星光变成今日长虹，继而演绎成满天彩霞的成因。”⑧何立伟的作品集《小城无故事》被收入“文学新星丛书”的第一辑，他在《当时文学皓如月》一文中有这样的评价：“作家出版社在1985年推出一套‘文学新星丛书’，其时中国当代文学正处在最繁盛的时期，新人不断涌现，新作横空问世，作家社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推出这套丛书，网罗当时最有冲击力的一群文学新人，出版他们的处女作，相当于收录了当时的所有文学亮点。”⑨蔡测海则感叹：“当年的文坛，一切就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样令人回味。一切都充满意外和惊喜，一切都不在自己的谋划当中。”⑩阿来在回忆自己的第一本书《旧年的血迹》时，重点谈到的是这本书的推荐人和序言作者——周克芹，他说：“今天来回忆自己第一本书的出版，其实就是回忆一个人，回忆一种风范，一种文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方式：不计功利，回味悠远。”(11)洪峰认为自己的第一本书《瀚海》“版本最简陋”，“我拒绝了当地出版社的好意，就是为了等这个集子能在作家社出版。我能记得石湾的信是毛笔小楷，一种竖排红格棉纸。和石湾没有什么交情，其实和别人也没什么交情，只是和石湾的往来几乎是没有。见过一面，黑乎乎一张脸，眉眼很厚道的那种样子。”(12)由此可见，“文学新星丛书”的出版，确实浸润着一种与80年代中期的时代氛围相互呼应的理想主义情怀。 根据石湾的回忆，作家出版社恢复建制后，直到丛维熙1985年夏天出任总编辑才启动出书业务，四套丛书的出版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即“当代小说文库”“无名文学丛书”“作家参考丛书”和“开拓文学丛书”，时任小说编辑室主任的石湾负责前两套丛书的编选工作。丛维熙和两位副总编龙世辉、房树民商量之后，为了让以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为目标的“无名文学丛书”尽快推出，准备邀请当时文学期刊界的“四小名旦”(即《萌芽》《青春》《青年文学》《青年作家》)各编一本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选。石湾凭着自己敏感的直觉，否定了这一计划，理由是当时突出的文学新人起点很高，不少佳作都是刊发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名刊的显要位置，只选“四小名旦”刊发的作品会把一些一流作品排斥在外，从而降低丛书的艺术质量。石湾提出了为青年作家出第一本书的计划，并改名为“文学新星丛书”，阿城、王兆军、莫言、刘索拉、何立伟被列为第一辑的五位作者。(13)随着丛书影响的扩大，“很多青年作者都想加入进来，但为了保持质量和品位，就不可能都予放行。而有一些还是求了文坛的头面人物作了‘举荐’的，因此我们在退稿时也就难免要得罪人。”(14)80年代末，中国作协领导班子改组后派由曾克牵头的工作组进驻作家出版社，在全社大会上对“文学新星丛书”的“出版说明”提出批评，质问为什么不提“二为方向”?并批评作家出版社恢复建制后就热衷于出版“文学新星丛书”，为什么不先出一套老作家的“延安文艺小丛书”呢?“幸好工作组很快就撤离了，当时主持中国作协日常工作的玛拉沁夫同志来兼任作家出版社的总编辑，他在全社大会上说了句公道话：‘我看“文学新星丛书”的“出版说明”写得不错。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是“社会主义文学”一词用了两次，其实用一次就够了。’”(15)“文学新星丛书”此前收入了刘索拉、刘西鸿等“伪现代派”作家和马原、洪峰、残雪等先锋作家的作品，他们在当时充满争议，这也容易招致外界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年下半年，“文学新星丛书”又陆续推出徐星、余华、格非的作品集，随后出版了北村、吕新的作品。据担任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格非的《迷舟》、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书的责任编辑张水舟介绍，作家出版社也曾向苏童约稿，但苏童说第一本小说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已经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签约，只能失之交臂。创作界和批评界有一种看法，即先锋文学在1988或1989年走向衰落，孙甘露就认为：“1988年以后，先锋文学由盛到衰是比较统一的看法，其原因很复杂。我认为中国作家，包括先锋文学写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是在回避严峻的现实，许多作家写历史写现实生活都非常琐碎。”(16)有趣的是，从出版的层面来看，先锋文学在1988或1989年才刚刚出发。应该说，“文学新星丛书”对“伪现代派”或先锋作家的密切关注，集中反映出其编辑理念和文学观念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在思想与文化踌躇不前的语境中，“文学新星丛书”对先锋文学的形式探索的鼓励，显示出一种逆风飞扬的胆魄，为文学发展保留了一个狭小的空间，让审美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碰撞与挤压中悄然生长。 从商业眼光来看，“希望文学丛书”和“文学新星丛书”的策划和出版并不具有典范意义。出版者并没有凸显这批年轻作者在艺术趣味上的反叛性与陌生化，而是客观地呈现其审美探索的异趣与偏失。编者以文学的专业眼光来进行判断，显得谨慎而稳健，在鼎力扶持新生力量的同时也不盲目乐观。在汪曾祺给《小城无故事》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文章不可无奇句，但不宜多。龚定庵论人：‘某公端端，酒后露轻狂，乃真狂。’奇句和狂态一样，偶露，才可爱。立伟初期的小说，我就觉得奇句过多。奇句如江瑶柱，多吃，是会使人‘发疯动气’的。”(17)季红真在给《棋王》写的序言中，也有这样的评价：“阿城初登文坛不久，虽然出手不凡，也并非篇篇都为上品。《卧铺》、《傻子》意旨单薄显露，应引以为戒。而且，风格的相对稳定与艺术的不断创新之间，也应保持张力，这是作家创作活力所在。”(18)凌宇在给蔡测海的《母船》写的序言中说：“他的‘不成熟’，倒在他有时的故作成熟。蔡测海有着艺术家的敏锐感觉，在他的作品里，不时闪露出智慧火花，却也同时留下一些匠琢痕迹。”(19)曾镇南认为迟子建的《初春大迁徙》“主观幻设的成分似乎超过了客观的写实成分，故事的起承转合过于仓促，不太能令人信服”；《北国一片苍茫》“编织的痕迹比较明显，嵌入的议论比较多，浪漫化、哲理化的写法与这一悲剧含蕴的沉重的社会内容不太协调”(20)。金河在给谢友鄞的《大山藏不住》写的序言中说：“每当他的笔触伸向他熟悉的辽西，尤其是辽西的农村山区，谢友鄞淋漓酣畅，颦笑生光，能充分显示他的艺术才华。他也曾试图把笔伸向城市，伸向政治生活领域，伸向知识层，并种了几块实验田。但这些作品同前者比显然相形见绌。尽管有时他糅进去大量的专门知识和最新的边缘学问，也无法补救整个作品的浅白。”(21) 这些从序言中摘录的文字，真的是切中肯綮，写序者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肯定年轻的写作者有别于他人的艺术个性，没有过多的恭维，也以精到的点穴功夫指出不足，抓住问题的要害，敦促写作者在反思中提升。不管是热情的赞誉还是善意的提醒，真正打动人的都是那种面向未来的情怀。汪曾祺就说：“文学的希望难道不在青年作家的身上，倒在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么?‘君有奇才我不贫’，老作家对年轻人的态度不止是应该爱护，首先应该是折服。”(22)这些序言也可以折射出80年代中后期的批评风尚与批评生态，序言的作者几乎都贴着作品写，深入细致地分析作品的方方面面。从批评文体的角度来看，这些序言的风格可谓多元并存，既有专业批评家如曾镇南、雷达、黄子平、刘锡诚、程德培、凌宇、季红真等人注重学理性的条分缕析，又有汪曾祺、王蒙、林斤澜、周克芹、陈登科、史铁生等人自由洒脱的印象笔记，还有编辑家秦兆阳、龙世辉、李陀、崔道怡、葛洛、吴泰昌等人推诚相见的品评推荐。在篇幅上长的上万言，短的几百字，不拘一格。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客气话和面子话，但总体上避免了人工雕琢的匠气，写序者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葛洛在给《塔埔》写的序言中谈到，刘震云在索序的信中特意注明不必通读文稿，“鉴于我已年老，作协杂事又多，这些作品我不一定都看，只看他圈出的少数几篇就行了。可是我怎能甘心这样做呢?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抽空阅读了全部作品”。葛洛既尊重年轻作家的主见，也尊重自己的真实看法，并不为外界的评判所轻易改变，“至于那篇已获得好多好评的《新兵连》，自有它的价值，但我觉得它把那些青年农民身上的精神负担，把他们内心世界中的消极面，过分夸大了。我知道刘震云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我的这个意见他未必会同意，而我也不敢肯定自己的意见就是对的。”(23)联想到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界盛行的“红包批评”和无原则的赞美，而且一些批评家和作家仅仅浏览一下作品就可以在研讨会上洋洋洒洒地发言，与“文学新星丛书”的序言相比，文学批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实是大不如前。 专业素养与艺术潜能是遴选这些文学新星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编者把丛书的出版当作一项文化事业来做，而不是把赚钱作为主要目的。这样，丛书吸引的主要是专业读者和文学爱好者，与那些看热闹的围观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机构挖掘青春写手的目标是引领时尚潮流，善变与嗜新是其基本法则，在追新逐异中获取最大化的商业利润。在文化商业的视野中，作者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可持续性显得无足轻重，关键是作品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吸引大众的关注，具备立竿见影的影响力，为出版商带来一夜暴富的快钱。这意味着作者必须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而不是一意孤行地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也正是在出版环境的商业化转型中，“文学新星丛书”走向终结。在1995年出版的第十三辑图书的封底，“以发稿先后为序”印出了五种书目，其中皮皮的《危险的日常生活》排在第四位，吉米平阶的《北京藏人》排在最后。但皮皮的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后来同名小说集于2001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正因如此，网络流传的资料和一些文章中的资料都把皮皮这本书列入“文学新星丛书”。杨葵回忆：“书稿编完，社里突然决定，新星丛书因为长期滞销，停止出版。皮皮的这本书正赶上这一不幸。”(24)“文学新星丛书”的最后一本《北京藏人》迟至1997年3月才出版，而且版权页注明的印数只有一千册。 在“文学新星丛书”终结以后，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持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从1994年开始评选出版，前四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五辑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从2003年问世的第六辑开始，一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6年该丛书正式列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计划，2002年又被纳入中国作家协会扶植培养青年作家计划，中国作家协会相当重视，并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这项文学界的“希望工程”为文学新人铺路搭桥，推动其前行的步伐。“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接续了“文学新星丛书”的传统，但是，后者并非由作家出版社独立主持，在文化出版的视野中其价值与荣誉也就不能由作家出版社独享。而且，其市场反应一直不好，“丛书的目的就是单纯的扶持新人，根本不指望赚钱”(25)。这项寂寞的事业在艰难中维持，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情境中，如同在夜晚的荒野上播撒文学的火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