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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相辉映的繁星 在80年代上半期的出版环境中，出版机构的编辑与发行系统相对独立，发行渠道仍然由新华书店牢牢掌控。当时，出版的商业化运作已经初露端倪，不少出版社都热衷于言情、武侠、侦探等类型小说以及政治人物或其他名人的奇闻逸事，满足读者娱乐、消遣的需求，1983年至1986年被认为是通俗文学的繁荣期④，形成了“通俗文学热”。但是，通俗文学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往往给创作者、传播者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方面，通俗文学创作总体水平不高，鱼龙混杂，其中确有一些庸俗、淫秽之作，纯文学界对通俗文学还普遍存在一种门户之见和抵触心理，雅俗之间的沟壑显然会影响通俗文学境界的提升；另一方面，这股热潮也不断受到行政手段的干预。1985年6月18日，文化部发出《重申从严控制新武侠小说的通知》；6月25日，文化部出版局发文规定，集体、个体发行单位不得批发新武侠小说、旧小说等类图书；10月12日，国家出版局发出《严格控制描写犯罪内容的文学作品出版的通知》。1987年全国性的刊物整顿与重新登记，淘汰了一批通俗文学报刊。1988年12月27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定的《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实施，随后查禁了一批淫秽出版物，压缩了一部分报纸期刊，而声势浩大的“扫黄”和文化市场整顿活动，也对通俗文学热形成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文学新星丛书”的出现，在80年代的文学出版界并非孤立事件。在文学受到社会各界强烈关注的文化氛围中，文学出版界较为自觉地挖掘和扶持新人，完善作者队伍的补充机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希望文学丛书”聚焦文学新人，最早在新时期文坛产生广泛影响的“希望文学丛书”在青年作者初试锋芒时，就向他们约稿，为他们出作品选集，激发其创作激情。这套书收入了张承志的《老桥》、锦云和王毅的《笨人王老大》、梁晓声的《天若有情》、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炜的《童眸》、陆天明的《啊，野麻花》、矫健的《老人仓》等作品。这套丛书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的文字：“以发现、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希望文学丛书》，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新人新作的一角。《希望文学丛书》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个人选集的形式陆续出版。《希望文学丛书》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而敏锐的生活观察、浓郁的时代气息、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⑤必须指出的是，“希望文学丛书”收入的并非全是作家的处女集，譬如张炜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芦青河告诉我》；王兆军的第一本书是《蝌蚪与龙》，收入了报告文学《原野在呼唤》《毕竟东流去》，并且也收入了代表作《拂晓前的葬礼》，两本作品集《拂晓前的葬礼》和《蝌蚪与龙》有部分内容重复。王蒙在写于1985年9月7日的《贺〈希望文学丛书〉出版》一文中有颇高的赞誉：“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又编选了《希望文学丛书》，把一批更年轻的作家的首批作品结集出版，这对于作者、读者、研究者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其中例如张承志的一批作品，早已脍炙人口，备受赞扬；韩蔼丽的作品深挚动人，敏锐细腻；梁晓声的作品凝重热烈，慷慨悲歌；戴晴的作品开阔敏捷，富有活力；锦云、王毅的小说扎实生动，辛辣有味；高行健的作品刻意求新，讲究形式；陆天明、陈可雄、陆星儿、肖复兴、陈昌本、王梓夫、晓剑等人的作品也都内容丰富，各有千秋，各自拥有自己的读者。即将出版的史铁生、甘铁生、王兆军、李功达、阿城、陶正、田增翔、张辛欣、谭甫成、李龙云、刘树华、刘树生、刘索拉、霍达、何志云、许谋清……的结集，更显出了阵容的强大与一浪催一浪、一浪更比一浪高的气势。”并高度肯定编者前瞻性的贡献：“随着时间的逝去，随着这一批年轻的作家的‘希望’化为现实，他们的编辑工作的意义，将会日益明显和强化地显露出来。”⑥不无遗憾的是，王蒙提到的“张辛欣、谭甫成、李龙云、刘树华、刘树生、刘索拉、霍达、何志云、许谋清”等作家的集子，最终都没有被收入这一套丛书。 “希望文学丛书”在新时期文学出版界开风气之先，凝聚共识，汇集各界的合力，促进新人的成长。胡容在回忆文章中谈到这套丛书的诞生：“我于1980年向北京出版社领导建议组织编辑《希望文学丛书》，很快便得到社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当时在全国这是首创，以后上海、浙江、作家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青年文学丛书。经过研究确定了这套丛书以发现、扶持、培养文学新人为主旨，陆续收集出版新时期北京文学界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作的个人选集。均是他们的处女著作集。当时入选的作者都是业余作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是一批充满活力的文学新人。”“如当时只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的师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李功达，当出版社向他组稿时，他简直认为是天方夜谭，一再问这是真的吗?”⑦在“希望文学丛书”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丛书”、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山西青年文学丛书”、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天柱青年文学丛书”(1985至1986年间)、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牛犊丛书”、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编的“齐鲁文学新秀丛书”(华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纷纷出版，在春天的原野上遍地开花。 在这些星座中，光芒最为耀眼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希望文学丛书”的作者大多为北京的青年作家，知青作家为其主体，地域色彩和代群特征为其特色，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限制，即视野不够开阔，入选作品的风格也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化倾向。“山西青年文学丛书”“天柱青年文学丛书”“齐鲁文学新秀丛书”基本上延续了“希望文学丛书”的模式。而“文学新星丛书”放眼全国，广纳英才，平等看待不同的形式和题材，促进了不同文学观念多元互动的交流与对话。80年代中后期当代文坛新人辈出，各式各样的创作方法、审美风格交相辉映，这种良性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和“文革”所造成的人才断层有关，文坛的后起者迎来了施展才华的契机，虚位以待的状况推动了新人的涌现；另一方面得益于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机构因势利导的编辑实践，及时发现那些势头很好又急需浇水培土的青年作家，使他们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逐步成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