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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瞿昙转世说”新论(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研究》2013年12期 王昕 参加讨论

    二、病瘠瞿昙与异僧传统
    在古代社会中,病僧是有着经典渊源和宗教语境的独特形象,我们不妨在此略作梳理。首先是维摩诘示疾而病在文人中的影响;其次是在士大夫的禅悦语境中,贫穷和苦行是笃修僧人的基本表征。蒲松龄不过说出了文人眼里苦行僧的共相,苦行是积福报的前提,并不是注定无福的宣告。这和“蓬头囹圄,溅血沙尘”、“恶疽崩溃,废病支撑”相距恐怕不啻霄壤。
    佛之道本自难成,僧人苦修是其本分,清癯消瘦的形象正是自奉菲薄、勤修佛法的结果。禅宗“以炼心为本,不慎威仪”,更有耕作自给的传统,“役力以申供养”,“运水搬柴无非妙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的农禅生活方式是大家所知的。故文人笔下的僧人多是苦行僧形象。柳宗元笔下的高僧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29)。所谓“墨貌”,即如《庄子·天下》所言墨子之徒“生不歌,死不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裘褐为衣、形容枯槁的模样。士大夫喜与之游的僧人,正是这些勤恳有操守、甚或“以坏色衣,以瓦铁食”的苦行者,其外貌的尪柔不饰威仪者即在情理之中。如苏轼《中和胜相院记》指出,修道者需“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尽日力作”,“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30)。
    这类清癯羸弱的苦行僧形象,经过柳宗元、苏轼这些佛门居士的褒扬而在文学中被固定下来,成为僧人虔修佛理、笃诚向佛的代表。
    精英阶层的居士们喜欢以羸瘦病弱的僧人形象自指。自士大夫阶层开始接受佛教的东晋时期,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经》就是最受欢迎的经典之一,维摩诘以玄妙的哲理和大乘居士的形象成为文人追慕的对象。李白自称“金粟如来(维摩诘的本体)是后身”(31);王维的母亲笃信佛教,他名维字摩诘,即表达对维摩诘的崇拜。从宋代开始,带着病容的维摩诘形象就以其幽深清远的林下风致,成为文人审美、吟咏的内容。维摩诘因病示疾,以身疾广为说法,令无数千人皆发菩提心事,此典出自《维摩经》。王安石由维摩之病悟入:“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32)维摩诘包蕴大智慧而不事虚华的形象正符合宋代士人淡泊清和的审美趣味。苏轼《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中有:“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世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谈笑可却千熊罴。”(33)陈师道所写《维摩》的形象是“面色削瓜黄,眉毫覆雪长”(34)。这幅骨如枯龟、面色萎黄的老病维摩形貌竟成为宋代文人竞相自比的对象,如理学家杨时自比“萧然惟一病维摩”(35),陆游称“衣冠醉学究,毛骨耸维摩”(36)等,这样的自我比喻和观照,含有对自我人格的肯定和拯救世事的自许。据《维摩经》言,维摩诘“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菩萨的疾病源于对众生的慈悲(37)。个中趣味不是见庙磕头的普通百姓所能体会的,苏轼就说杨惠之所塑的老病维摩的形象田翁里妇是不懂得欣赏的。
    在民间信仰层面,修头陀行的苦行僧以悲苦精神接近教旨典范。释迦牟尼佛身边的迦叶是寺庙里常见的苦行者塑像。头陀有十二种苦行,如穿着别人丢弃的粪扫衣,乞食,节量食,过午不饮浆,住露天、冢间、树下等。如此虔修苦行自然形貌瘦瘠病弱,难以体健貌丰,但却成为高僧大德的标志形象。宋初的王旦因为生得“风骨清峭,顷项微结喉,有僧相,人皆谓其寒薄”(38),善于相面者则称其“名位俱极”,而王旦也自言前世为僧,后来果然做到宰相。这段传说见于北宋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和范镇的《东斋记事》这两本差不多同时的笔记小说中,可见这是当时盛传的奇闻。这则传闻突出了“寒薄”的僧貌蕴含着不为人知的福报。
    蒲松龄以病僧来形容自己前世的模样,不管是在精英阶层的佛教知识还是其时的通俗宗教语境中,都是有依据、有摹本的,其中并没有更多的个人境遇的发挥,其用意也是从民间传统信仰与心理依持出发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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