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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 几乎与唐弢先生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同时，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名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这是一篇改变百年中国文学史观的文章。因此，文章一出文学史界应者云集。文章认为，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提出这一概念的理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在论述这些“进程”的时候，它涉及的问题是“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德特征；以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他们强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初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它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13)《文学评论》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说：“《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阐发的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它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文学以及两者关系的思辨，应当说，是对我们传统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突破。”(14)正如杂志的编者所注重的那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吴福辉认为黄子平等三人的观点“超出了一般关于文学史分期的讨论，而是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新概念来理解”。“它确实标志了旧的现代文学格局的突破。”(15) 赵园认为：“他们的文章以宏大气魄，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包含的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以及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其艺术形式在二十世纪的演变发展等方面，有力地论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特征。文章突破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固有思路，提出的是‘文学研究观念’的调整等远为重大的问题，其间精彩的议论层见叠出。该文总体构想大胆且富于理论深度，尽管有着新概念提出难以避免的疏漏、片面，毕竟因为所涉及问题的重大、而有益于开发思路，引出论争，使有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走向深入。”(16) 李俊国、张晓夫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格局，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时空背景中，将文学现象的描述与历史哲学的思辨结合起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崭新概念，并给以明确的质的规定，标明它如何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张颐武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核心是文化学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统，重新奠定了文学史研究的基点，“这是理论的增殖，而不是理论的更替”。谢冕认为根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新诗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可以解决”。用“悲凉”来概括这一百多年来文学史的总体特征，是很大胆、很有见地的。(17)这一理论的提出，在国外也产生了影响，1986年10月25日，来京参加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习讨论会的五位外国学者，专程前往北京大学与作者进行了对话。(18) 也有人不同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肖君和就主张“走向世界的中国大众文学”才是一个“真实的文学进程”。(19)余飘则认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由于没有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从一个抽象的‘世界文学’的模式出发，忽视和贬低了我国解放区文艺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显然是文艺研究中的失误”。(20) 孙玉石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不同意见是：一、不同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国民灵魂”，“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解放的思考才是本世纪文学的总主题”；二、强调“悲凉”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学特征，是一个发现，但缺少民族特色；三、不同意“深刻的片面”的说法。(21)严家炎认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精彩，可太空，例证少，琢磨的功夫不够等等。(22) 事实上，除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了研究外，陈思和、王晓明、李劼等上海青年批评家也在进行着同一问题的研究，陈思和说：“把二十世纪的文学(或称作中国新文学)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目下许多同行所感兴趣的课题……我愿意加入这一行列，对这门可能根本性改变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探索性学科作出自己的努力。”(23)他连续发表的系列论文，可以说是他这一宣言的具体实践。 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是文学史研究的另一引人注目之举。这两个与文学史有关的理论事件思路不尽相同。《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是一个关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和思路；“重写文学史”更注重于具体的评价实践。陈思和在谈到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目的时说：“希望能刺激文学批评气氛的活跃，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从新文学史研究来看，它决非仅仅是单纯编年式‘史’的材料罗列，也包含了审美层次上对文学作品的阐发评判，渗入了批评家的主体性。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必然导致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态势。文学史的重写就像其它历史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无限性，不仅表现了‘史’的当代性，也使‘史’的面貌最终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王晓明也指出：“在正常情况下，文学史研究本来是不可能互相‘复写’的，因为每个研究者对具体作品的感受都不同。只要真正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那就不管你是否自觉到，你必然只能够‘重写’文学史。”(24)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该专栏已先后发出多篇重新认识已成“定论”的作家的文章，在文坛上引起注意。《文艺报》为此专门发表了一则消息。(25) 毋庸讳言，“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显然受到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推动了大陆‘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文学史的实践上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它以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坐标和界碑。”(26)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毁誉参半的文学史著作。这部小说史用“世界文学”的视点评价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相对贬低了鲁迅等在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因此，对夏志清小说史的毁誉集中表现在这里。“重写文学史”对柳青的《创业史》，茅盾的《子夜》，赵树理方向，丁玲的小说等重新作出了评价并引起了广泛争议，不能不说深受夏志清文学史观的影响。 当然，后来的文学史叙述早已离开了当年的立场。原因是文学史的写作，不仅是理论问题，同时可能更是一个写作实践的问题。许多年过去之后，文学史观念的改变带动了文学史写作实践。自1999年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面貌发生了整体性的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史已从一个备受质疑的学科变成了一门真正的学问。但是，即便在本学科范围内，对它的争议或诟病并没有结束。这一现象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的不确定性使它永远都是一个“未竟的方案”。 注释： ①汤因比：《历史研究?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邵荃麟：《如何对待古典文学，怎样古为今用》，见《文学遗产选集》第三辑，1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③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见《文学遗产选集》第三辑，48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④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⑤⑥洪子诚：《我的阅读史》，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⑦施蛰存：《当代事，不成“史”》，载《文汇报》1985年12月2日。 ⑧唐弢：《一个想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1期。 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⑩《文艺报》1952年第20号(10月25日)。 (11)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9页，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12)《王瑶文集》第7卷，557—558页，北岳出版社1995年版。 (13)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4)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5)吴福辉：《现代文学研究面对新的格局》，载《文艺报》1985年11月30日。 (16)(17)(18)(19)(20)(21)(22)《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3)陈思和：《批评的追求》，载《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24)《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25)《文艺报》1988年8月27日。 (26)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载《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