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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文学不宜写史” 1985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重要的年代。在创作领域，“现代派”文学业已落潮，相继兴起的是“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的潮流。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坚定信念和大致路向。稍稍滞后的文学史写作也基本完成了这个时代的塑形。于是，文学史家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些看法，“文学史观的搏斗”在这一年代相继展开。因此，对近三十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80年代几乎是一个元话语年代。1985年10月29日，唐弢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他认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不错，从时间上说，昨天对今天来说已是历史，上一个时辰里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是这一个时辰里同类事情的历史；但严格地说，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现状只有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转化为稳定的历史。现在那些《当代文学史》里写的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比较稳定的部分则又往往不属于当代文学的范围”，“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洗，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清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因此他主张用“《当代文学述评》代替《当代文学史》”，这样做，“对于正在探索的问题，对于尚未成熟的想法，对于不断演变着的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过程，都会产生催化或者推动的作用。” 半月之后，11月12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晓诸的《当代文学应该写史》一文，观点与唐弢针锋相对。他列举了《史记》从我国远古一直写到司马迁的“当前”，《今上本纪》就是写当时的皇上汉武帝的。而两汉早已过去，历史已经“稳定”后，《汉书》才开始写作，但《汉书》中汉武帝以前部分，明显地不如《史记》写得好。他因此指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当代史，历史是否已经‘稳定’，而在于史家有没有掌握充分的史实，能否站在历史的真实进程及其规律。如果史家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历史再‘稳定’，他也写不好历史。”他还列举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两三天就写了巴黎公社史，即《法兰西内战》，因此他认为“历史需要稳定”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具体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他列举了解放初王瑶先生就写了《中国新文学史稿》，“写的不折不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当代文学史。”他接着指出：“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六年，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其内容远远超过前三十年；而且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其不同于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呢？他列举了现代文学史上众多仍然众说纷纭的事件，但唐弢同志照样主编了现代文学史。由此可见，“要等到‘写文学史的条件’‘成熟’了以后才写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都是说不通和行不通的。” 施蛰存支持了唐弢的观点，他说：“我同意唐弢同志的建议，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因为一切还在发展的政治、社会及个人的行为都没有成为‘史’。根据这个世界学者不成文的公认的界说，我也认为不宜有一部《当代文学史》。”⑦时隔不久，唐弢先生在一次发言中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看法。除了已发表过的部分外，他还谈到了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麻烦：“我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许多作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被‘腰斩’，因为这以后不属于现代文学的范围，再谈下去，就要侵入别人的领域了。”因此他深感“事情涉及到整个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他认为：“文学史的分期同历史分期有关系，但并不完全一样。……实际上，在改朝换代后，有些时候思想文化的确起了较大的变化，有些却并非如此。现代文学从‘五四’开始，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思想方面讲，从文化方面讲，区别并不太大。……因此，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完全可以延伸下来，延伸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期。也就是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已经可以放到现代文学史中去写了。”他进一步阐释分期的问题时说：“国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分期也彼此不同，互有分歧，和我们习惯的分期方法并不一样。有一种是从二十世纪开始，一直连接到当前为止。文学史的分期应根据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分，至少应当根据文化发展或者思想发展的规律来分。可以参考历史分期和政治分期，但不一定去生套硬凑，一定要跟政治历史分期一样。”⑧同时他又一次指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问题。 唐弢先生提出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固然是制约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过程及命运，问题的提出可能会更有历史感和说服力。当代文学是否可以写史，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从它诞生不久即已开始。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后一节，是“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可视为最早的以“史”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尝试。20世纪20年代末期始，少数高校已开设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和讲座。陈子展、周作人、朱自清、李何林等都讲授过现代文学的课程，并出版过文学史著作，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李何林的《近20年来中国文艺思潮论》等。因此，现代文学的早期研究，有很强的“当代性”，它过程之中的性质使现代文学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比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初版于1932年，新文学刚刚诞生十余年，他也仅仅用十三页的篇幅述及了“文学革命运动”，而重在表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源流”关系，对新文学本身叙述的简略可想而知。但是，这毕竟是用文学史的角度，对那个仍在发生发展的新文学做了梳理和构建。 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是1951年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出版。虽然现代文学的历史被认为已经“过去”，但于王瑶写作的年代来说，它仍然是切近的文学历史，它并没有为作者提供充分的考察距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王瑶先生写的就是一部“当代文学史”。这不只是克罗齐意义上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要的是，王瑶先生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年代，共和国刚刚诞生两年。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作为重要的社会历史划分的标识外，从时间的角度说，两年的距离不可能为王瑶先生提供更为客观的写作条件。但王瑶先生仍以他史家的训练和学识，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学科化、系统化整合。在王瑶先生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同时，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了“中国新文学史”的讲授内容： 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 王瑶先生称：“这也正是著者编著教材时的依据和方向。”⑨但是这一“依据和方向”是一个难以期许的预设。这不只是说“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的规定过于简略，其边界难以明确，而且更在于不断政治化的要求决定了文学史不可能完全符合这一尺度。这一状况在1952年8月30日下午《文艺报》组织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上得到了反映。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文学史的权威研究者和文学界知名人士。《文艺报》在发表座谈会记录时发了编者按： 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文艺工作者与文艺教育工作者当前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是十分不够的。这里发表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对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表现的立场、观点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对研究新文学史的方法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和批评虽然还是初步的，但这种认真、严肃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切实的讨论，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⑩ 座谈会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表现出的“立场、观点”上的错误，提出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激烈批评。在这些批评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社团和作家，一律等量齐观，不加区别”，“把胡适、周作人、谢冰心、李金发等和郭沫若、蒋光慈平列起来加以评述”；对“在文艺运动上起过反动作用的(自然政治思想也成问题)如徐志摩、沈从文等等的作品，往往是赞美为主；就是对于政治上显然是反革命的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等也有不少赞扬之词”。这些批评所提出的“立场”“方法”“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问题，主要是对被述作家的选择和评价问题。因此，王瑶在《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实际是检讨)一文中也坦白承认：“这门课的内容很难办。”这个问题在20世纪50—70年代一直没有解决。 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这本文学史建构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写作框架。在文学运动部分，用革命运动统摄文艺运动和现象；在作家作品部分，简单地使用了阶级划分的方法。三十年来的文学史，被概括为从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在具体判断上，他强调“首先应划分是人民的和反人民的界限”，在这样的视野里，胡适、陈西滢、梁实秋、“新月派”等，都划到了反人民的一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是“反动没落的文学派别，在政治上是反人民的，在艺术上则是反现实主义的，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它们是一股逆流”。这本文学史还开了在文学史上批判沈从文、徐志摩等作家的先河。 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东北大学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这部著作在未出版之前，曾被李广田称为是“思想性较强，不过有些武断”的一部著作。在《新文学史纲》中，作家都被纳入“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小资产阶级作家”“右翼作家”等范畴进行评价。 1956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这部文学史是高教部委托出版的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在绪论里，作者阐发了研究现代文学的三大目的：第一，叙述五四以来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实况；第二，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史实和经验加以正确的叙述和总结；第三，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他同时强调说：“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分别主、从。”(11)在这样的文学史框架中，朱自清、戴望舒等作家，必然要作出低调的处理。 在政治文化的主导下，这些文学史从反面汲取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教训”。到1958年，留给这位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的只有“检讨”。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中说： 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的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什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我还肯定过丁玲的反党作品《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的《灵山歌》和《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对这些毒草的内容我毫无批判，而是当作香花来肯定了，这除了说明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用其他原因解释的。(12) 文学史的“历史建构”，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下有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非主流”作家在不断的滤及和批判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这种“历史”的叙述事实上不只是要建构现代文学的主体性，同时它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非主流”文学将不再作为文学遗产被对待，除了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其他的文学潮流、现象，因其“不合法性”而不再受到重视，也不会得到继承和发展。进入共和国之后，文学生产的纯净化和对多元倾向的排斥、批判，证实了这一“建构”的现实意义。 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可能从一个方面质疑了唐弢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版；但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唐弢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观点的正确。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限制，切近的历史很难把握在著史者的手中。每个人对切进历史的不同理解，使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都不免议论纷纷难成共识。虽然古代文学史也在不断地建构过程中，但是，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的古代文学史，无论怎样建构，它的基本作家作品、流派、现象等，基本没有歧义，其他的只是具体评价问题了。现、当代文学史的情况与古代文学史截然不同，上述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巨大差异和不同评论证明，这段文学历史的讲述，确有“评述”性质。 唐弢先生自己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史家。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但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今天看来也未必周全。但是，我们只要看看樊俊先生的《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严家炎先生的《求实集?序》等，就知道那个时代从事文学史写作是多么困难。时事政治的变化，意识形态的风吹草动，甚至某个人的主观意志，都会干扰和影响到文学史的写作，都会为文学史的写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唐弢先生后来曾经深刻检讨过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对左翼作家联盟的评论，对在《新月》杂志上撰稿的作者以及某些所谓“第三种人”的评价，对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徐志摩、钱锺书、杨绛等的评价。对周作人、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评价，他多有检讨并“深怀歉疚”。但是，唐弢先生是有自己写作现代文学史想法的，比如“论从史出”，“以文学社团为主来写，写流派和风格”等，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唐弢先生提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唐弢先生对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史的撰写者怀有偏见，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恰是一部“当代文学史”，他是通过自己的文学史写作实践，通过处理各种与文学史写作没有关系的各种问题才表达这一观点的。他是有切肤之痛的体会才说出这番话的。当时反对者的观点。很可能没有理解或忽略了唐弢先生的初衷或苦衷。今天，文学史写作的实践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唐弢先生当年表达的看法以及他的疑虑，并没有全然消失。文学史写作的羁绊、规约并没有完全解除。如何能够写出一部切实客观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对我们来说，道路依然漫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