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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绪论中说：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他以《伊里亚特》为例指出，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会发现其间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又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同《伊里亚特》相似到这种程度，它们不能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把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属于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但他赞同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文学史家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建构”他的“历史”的时候，他有意忽略和强调的“史实”，已经是他历史观的一种表达形式。当代文学史除了它的对象、范畴不同，其观念和叙述性，也就是它隐含的“虚构”成分同其他历史著作是没有区别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史就可以因其叙述主体观照方式的不同，而将其写成“语义审美的历史”“文学活动的历史”“文学本体建构的历史”“文学生产发生的历史”“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民族精神衍变的历史”“文学风格史”等等。这些“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它是史家“历史叙事”的不同形式。 但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来说，多种历史形式的叙述，显然是一种难以期许的理想。当代文学历史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历史与叙述的关系问题，它的全部复杂性可能永远都讲不清楚。这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文学史家文学史观的不确定性决定的。这一判断，在1985—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讨论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一、文学史观的冲突 文学史观的冲突在当代中国由来已久。即便是在被想象为“一体化”的十七年，这一冲突仍然存在。因此，也没有一个“不变”的十七年的存在。1959年，当时中国文坛两个重要的理论家邵荃麟和何其芳各发表了一篇重要的与文学史写作有关的文章。邵荃麟的文章题目是《如何对待古典文学，怎样古为今用》。他在文章的开头说： 有人讲，理智上承认了应该厚今薄古，可是感情上总觉得古典作品容易感动人，容易引起共鸣。李煜、李清照的词，也知道它不健康，可是读起来就觉得比现代作品有味道。这是什么问题？我看就是世界观问题。所谓学术上的共鸣，是指作品中所表现的某种思想感情和读者的某种思想感情相结合。社会的生活是发展过来的，现代的人不但可能理解古代人的生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思想感情可以相通；但是另一方面，人的思想感情总是受他的时代和环境生活所支配，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在思想感情上就有距离。不承认前一点，就无法说明古代文学为什么能引起我们共鸣；不承认后一点，就会变成超阶级论者。② 何其芳文章的题目是《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是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修订而成的文章。讨论会围绕着中国文学史是否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是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编写中国文学史应该用什么样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问题展开。何其芳认为：“我想我们对于文学史著作的内容可以提出许多要求，但这几点总是应该努力去作的：(一)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三)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恰当。”在发言中他还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用我们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要求来衡量过去的作家和作品，不符合这些要求就简单否定。这也是不恰当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待历史上的现象应有历史主义的观点。但这个问题在有些人中是并未解决的。比如对于陶渊明，有人因他没有参加当时的农民起义就否定他，说他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这好像忘记了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一般文人作家都能参加的。当时的农民也未必全都参加，何况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我国封建社会的伟大的作家，从屈原到曹雪芹，除了施耐庵传说曾参加过张士诚的起义军而外，还有谁参加过农民起义？难道因此就得把他们都否定吗？又如有些人否定苏轼，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就把他划入反现实主义的作家之列。对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也是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观点的。③ 这两篇文章发表在同一年。其中观念的冲突一目了然。于今天来说，“是非”已无须“辨明”，因为这里的问题随着历史的迁移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但是，这两位名重一时的理论家同时表达的文学史观，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代文学史建构的问题所在。他们说的虽然是古代文学史，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文学史建构的背后，首先是文学史观念的建构；文学史建构的不确定性，是由文学史观的不确定性决定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情感和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是个普通读者，他的改变是个人成长史或精神变迁史的一部分；如果他是个文学史家，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出版过一本《我的阅读史》，他在序言中说，阅读史写作的念头，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寻找一种不过分费心查找资料，不必为说出的话的‘正确性’紧张思虑的写作。自然，从另外的方面想，这种选择也包含‘积极’的成分。以前，不管是上课，还是确定研究课题，注重的是对象的性质、价值。这回，或许可以将重点略略转移到写作者自身的问题上来，更多地从自己的感受、经验上来选择题材和方法。”④因此，这可说是一本“真实”的关于个人阅读经验的历史，是一本关于个人阅读感受的记录。但是，这个记录真实地表达了他对巴金、郭小川、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阅读感受的变化。这个阅读史当然也是他个人文学观念的变迁史。因此，阅读不只是阅读主体客观的审美活动，它先在地受制于一定时代、时期文学观念的支配和控制。以诗人郭小川为例，洪子诚说：“回想起来，这十多年中，除了编写文学史，诗史有所涉及之外，我只是在《望星空》的重读活动中，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我自己不清楚还有哪些重要问题可能提出。有时便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位诗人的写作，是否已失去在新的视角下被重新谈论的可能？”⑤但是，《郭小川全集》的出版，“纠正了我的这一想法。由于大量的背景材料和诗人传记材料的披露，作为当代诗人、知识分子的郭小川的精神历程的研究价值得以凸现，也使其诗歌创作的阐释空间可能得以拓展。”⑥洪子诚在这里看到了郭小川内心的矛盾、痛苦和犹豫不决，他有真诚的忏悔和反省，但又始终坚持心灵和人格的高贵。洪子诚阅读史透露的信息还告知我们，当代文学除了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之外，文学史家还受制于“时间”的制约——由于各种原因，当代文学的材料不可能像古代文学呈现的那样充分，当代文学的材料是逐渐被“公开”“披露”或发掘出来的。这些情况告知我们，当代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不仅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关，同时也与文学史家个人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不仅受“外部”观念的控制支配，同时也受制于个人“内部”的变化。这里不仅有“误读”、甚至也有对意识形态的主动追随。因此，对一个文学史家来说，以“同情”“理解”的心态处理、对待历史是多么重要；同样，以“同情”“理解”的方式对待当代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问题，也应该是必要的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