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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决定“论”体兴盛的主体原因。来自“讲论”风气的影响固然是“论”体繁荣的重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在经学语境中而大作特作非经学话语的著作，一定会有比经学更令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看那些“论”体著述，差不多都是经学话语之外的言说。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两汉之际到东汉后期那些以“论”为名的著述，呈现出一个与经学话语相疏离的曲线，形成了与以章句训诂为能事的古文经和大讲“三世”、“三统”、“三科六旨”之学的今文经平行的另一条思想脉络。从桓谭的《新论》到王充的《论衡》，再到崔寔的《政论》、王符的《潜夫论》及徐干的《中说》，基本上没有哪一家是根本上反对儒学的，也没有一家是真正认同经学的。这些著述的特点，一是差不多都“不守章句之学”，这些著作的作者们根本不屑于做“皓首穷经”的事业，在他们看来那是毫无意义的；二是差不多都拒斥谶纬图说之类的东西，例如桓谭差一点因反对图谶之说而被光武帝杀掉。在桓谭、王充等人看来，图谶不过是蒙人的鬼把戏而已；三是基本上都对现实政治比较敏感，有强烈的干预意识，甚至可以说，东汉这些以“论”名之的著作，基本上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有感而发的；四是这些著述的作者大都十分博学，见识宏通。由于有这些特点，这些著作主要内容乃是对经学传统以外的文化现象，特别是现实问题的论述，例如桓谭《新论》有《道赋》与《琴道》二篇，分别对辞赋创作与琴的历史与功能发表看法。而王充的《论衡》则涉及当时知识界几乎方方面面，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博学洽闻。王符的《潜夫论》也涉及政事、经济、哲学、风俗等许多方面。“论”体著述的这些特征有着强烈的政治性与文化意蕴。现分述如下： 从政治性角度看，“论”这一文体原本就是士人阶层政治干预意识的产物。春秋战国之际，私学是新兴士人阶层产生的摇篮，而“论”，即“论说”或“论辩”则是私学教育的基本方式。可以说士人阶层即是伴随着“论说”活动而诞生的，“论说”也就成为士人阶层借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技能。授徒讲学、游说诸侯都离不开“论说”与“论辩”。“论说”与“论辩”是一种语言交流能力与行为，也就是“孔门四科”中的“言语”，其最高表达形式便是诸子百家之学。于是“论说”与“论辩”也就成为士人阶层作为“四民之首”得以与农、工、商并立于世的主要生存方式。诸子百家之学，或论说治国之道，或论说做人的道理，或论说宇宙自然之理，总之差不多都是“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的“论”体文章。因此这一文体从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是士人阶层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然而到了大一统的汉代，特别是“独尊儒术”、经学大兴之后的时期，那种“论”体著述就鲜觅其踪了。原因很简单，统治者不需要那种自由表达的“论”，而只需要寻章摘句的“述”。“论”体著述从先秦诸子的基本言说方式到汉代经学兴盛时期的偶见之作，这一现象表明了统治阶层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性。而“论”体著述的大量出现，就必然是这种意识形态控制相对疲软之时。无论是西汉后期还是东汉后期都是如此。因此，“论”虽然是一种文体，看上去似乎应该是中性的，但在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中，也就带上了极为明显的政治性色彩。东汉后期，皇帝昏庸，外戚与宦官的权力之争越演越烈，朝政紊乱，于是在士大夫阶层中激发起一种拯救天下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政治责任感。史籍载： 逮桓灵之闲，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 这说明在士林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热情，凡直言敢谏、勇于发表批评执政者意见的士人就会受到舆论追捧。这便是“论”体著述大量产生的现实条件与强大动力了。另外，东汉后期的这种“主荒政缪”状态也严重影响了朝廷对知识阶层与知识界控制的有效性，掌控权力的外戚、宦官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上了。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后期的士人思想家获得了相对意义上的自由言说的权利。于是，“论”体著作就大量涌现了。 从“论”体具有的文化意蕴角度看，则经学的衰微是这一文体兴盛的思想史原因。经学原本是君权与士人阶层“共谋”的产物，是士人阶层在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中获得重要位置这一政治现象的学术表征，是士人阶层长期努力的结果。但是随着经学的发展，其与政治利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是否被“立学官”，是否受到执政者重视，在士林中能否有更多人信从，都成为经学家们能否飞黄腾达的条件。原本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是一种学术研究，渐渐成了争权夺利的场所。更有甚者，这种在利益驱动下的经学，为了在竞争中崭露头角，渐渐步入歧途：今文经的末流是玄学化、神秘化，古文经的末流则是繁琐化。在这种情况下，经学这种原本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与士人制衡君权双重任务的话语系统，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沦为追名逐利的手段。于是那些头脑清醒、有使命感的士人思想家就试图跳出经学藩篱，另行寻找有效的言说方式，“论”这种文体便因此而大受青睐了。如此看来，“论”是彼时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士人思想家主体精神的话语表征。王充说他作《论衡》是有感于“虚妄之言胜真美”，而“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论衡·对作》)桓宽说：“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世要论·序作》)这是何等志向！在那些皓首穷经的儒生们不能担当为天下立法的伟大任务时，他们就挺身而出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论”体著述的大兴，又是士人思想家对沉溺于描情状物的辞赋之士的拒斥与反拨。《中论序》云： 君之性，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篇。⑦ 盖自汉灵帝设鸿都门之后，许多辞赋之作有追求华词丽藻倾向，徐干著《中论》即含有矫正时弊之意。“论”之为体，在于阐明道理，与表达个人情趣的歌诗辞赋之作原本就是二途。在唯美的诗词歌赋开始兴盛的时代，“论”体著作就承担起弘扬大道、针砭时弊的重任。这就显现出传统士大夫与新兴文人在身份与趣味上的内在冲突。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自认为是“道”的承担者，有所言说，必定关乎国计民生，对诗词歌赋之类一般是不屑为之的，即使为之，亦心存鄙视。新兴文人则是士大夫阶层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身份，既有传统士大夫身上那种强烈的政治干预意识，又有着表达个人情趣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保留着一片超越或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的空间。东汉的张衡、傅毅、班固、蔡邕以及汉魏之际的“建安七子”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与后世那种把吟诗作赋、书写个人情趣视为主业的纯文人大不相同。即如徐干，在写《中论》的时候，他是传统士大夫身份，在写《室思》《答刘祯》等五言诗的时候，他是文人。这两种身份有着不同的价值指向，常常存在矛盾冲突。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文章一开始赋予文章以“经国之大业”的重大使命，接下来却一句不讲文章如何可以成为经国之大业，而是大讲“文以气为主”的文学个性特征，二者完全是两种评价系统的产物。这正是“士大夫”与“文人”两种身份冲突的话语表征。又如曹植，诗歌辞赋都是一流水平，所谓“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钟嵘：《诗品》)，并因此在当时士林享有很高威望。然而他本人却始终郁郁寡欢，认为自己是失败者，以自己在文学上的成绩与威望为微不足道。这说明在曹植心目中建功立业的士大夫情怀仍占据主导地位，而对文人身份的认同感尚有所不足。到了后来的萧统、沈约、刘勰、钟嵘等人那里，对于文人身份的认同，才达到与对士大夫身份的认同可以等量齐观的程度。 总之，“论”作为一种文体实践在先秦时期已经很成熟了，诸子百家的著述多数都属于这一文体。在两汉的经学语境中，这一文体却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不为主流话语所认可。只是到了东汉中后期，这一文体才重新获得普遍重视，成为士大夫阶层主要的言说方式。与“论”的文体实践不同，“论”的文体观是到了东汉时期才渐渐成熟起来的。“论”这一文体从中心走向边缘，又从边缘重回中心，这一演变过程与士人阶层身份认同以及价值诉求的变化紧密相关。“论”的文体观的成熟过程，可以理解为士人阶层疏离于经学传统，不断寻找新的言说方式，以表达日渐挺立的独立精神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