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么，《论语》之“论”究竟何意呢？综合前人所论，上引第四条义项，即“选择、编纂”之义近是。故所谓“论语”者，乃谓在孔子众多谈论中选择其要者以编纂之也。章太炎尝谓：“‘论’者，古但做‘命’，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侖。”②“论”的编纂之义正是从“侖”的本义引申而来。这就意味着，《论语》之“论”与作为文体的“论”并无直接关系，刘勰以“论”体起于《论语》之说不能成立。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文体起源于何时何人呢？刘勰指出：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这却是很有见地的论断。其言外之意是说，“论”并不是一种规定性很强的文体，其与议、说、传、注、赞、评、叙、引等文体均有重合交叉，可以说是这些文体的总名。凡具备“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之特征的文章，均可以归于“论”的范畴。按照这个标准，除《论语》和《老子》所载为“对话体”或“格言体”，尚不能算是完整的文章之外，诸子之书，诸如《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中的许多篇章都可归于“论”体。但是以“论”为篇名、书名者却比较少见。在先秦诸子中，《庄子》内篇之《齐物论》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以“论”名篇者。又据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慎到著十二论”。慎到是与庄子同时期人物，可惜其“十二论”是何样貌，早已无从知晓。嗣后，《荀子》有《天论》《正论》《礼论》《乐论》四篇；《吕氏春秋》之“十二纪”有《论人》、《论威》二篇；又有《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等“六论”。此外再无以“论”为名的篇目，更无以“论”为名的全书。细观《庄子》《荀子》和《吕氏春秋》以“论”为名的篇章，似乎与其他篇章并无很大差异。《庄子》之《齐物论》与《逍遥游》《养生主》等，在文体角度可以等量齐观。《荀子》亦然，其《劝学》完全可以称为“劝学论”，《王制》完全可以称为“王制论”。因为这些篇目都是“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的。唯《吕氏春秋》有所不同，其“十二纪”、“八览”、“六论”的编排是有意义上的差异的。有学者认为，十二纪按时气的四时运行次第来编排，又寓天、君之意；八览按各种政治事务分类编排，又寓地、臣之意；六论按各种事情内在相应相通之“理”编排，又寓人、士之意。③如果说《庄子》《荀子》的用“论”名篇还带有很强的随意性，那么《吕氏春秋》中的“论”就带有比较朦胧的文体意识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论”作为一种文体，在先秦时期的文章书写，特别是诸子之中已经广泛存在并且相当成熟了，而关于“论”的文体观念却只是刚刚萌芽而已。这种文体观落后于文体实践的情形说明，对于彼时的言说者先秦士人思想家而言，运用何种文体言说还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里并不含有什么意识形态与政治的意味，或者说，在那个时代，政治还没有浸透于文体之中。先秦的士人思想家有自由言说的权利，没有来自外在的种种压力，言说的有效性是他们唯一在意的事。到了汉代，这种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在经学语境中，文体的选择也成为政治态度之表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