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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帝王词作与尊体之关系(6)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诸葛忆兵 参加讨论

    南宋臣僚对帝王文学创作的意图揣摩得非常到位,所谓“以文德服远”。《渔父词》“备骚雅之体”,文体极尊,可以与《诗经》、《离骚》相提并论。高宗在重建南宋军事力量的同时,亦着手国家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对曹组词版本的销毁和《渔父词》的创作,成为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加有力的是,帝王可以通过国家机器引导和强化这种政治和文化之建设,使之迅速深入人心,乃至相当程度地改变时人的文学观念。确切地说,高宗是通过科举考试中的“童子举”来达到预设目的。
    宋代科举之“童子举”,规定“凡童子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23)“童子举”非常科,北宋年间时设时废。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九·赐童子出身》统计(24),北宋年间童子举概况如下:太宗朝2次,真宗朝12次,仁宗朝12次,神宗朝4次,哲宗朝3次,徽宗朝8次。其间,帝王多次发布政令,停止“童子举”。宋仁宗皇祐三年九月十五日诏:“今后诸处更不得申奏及发遣念书童子赴阙。”宋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十二日诏礼部:“自今乞试童子诵书,所属毋得令收接。”宋徽宗政和二年九月七日诏:“童子陈乞诵书,今又九人,愈见滋多。所有近令辟雍长贰等通试人数,并今来并不试验。”宋高宗特别重视“童子举”,登基后第二年便开始亲试童子。《宋史》卷156《选举二》载:“建炎二年,用旧制,亲试童子,召见朱虎臣,授官赐金带以宠之。后至者或诵经、史、子、集,或诵御制诗文,或诵兵书、习步射,其命官、免举,皆临期取旨,无常格。”(25)宋高宗朝童子举一共有26次,数量居两宋之冠。高宗南渡之后拨乱反正的政治和文化建设,有意识地“从娃娃抓起”,频频亲试童子,倡导风气。尔后,宋孝宗承继高宗,亲试童子18次。孝宗朝之后,“童子举”越来越罕见,乃至最终被废弃。
    高宗于国破家亡之大动乱时代,仓皇登基,帝王和小朝廷的威望亟需重新确立。因此,高宗在亲试童子时,增加了“诵御制诗文”一项内容,御制诗文与儒家经典具有同样崇高的地位。检索《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童子出身》,有如下记载:
    (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诏:“饶州童子朱绶与免文解一次。”绶九岁,诵御制《劝学》、《渔父词》及经子书十四种。
    (绍兴)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诏:“饶州童子宁伯拱与免文解一次。”伯拱七岁,诵御制《建炎古诗》、《渔父词》及经子书十六种。
    (绍兴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诏:“饶州童子戴松、戴槐与免文解一次。”松十岁,诵御制《渔父词》及经子书九种,讲《禹贡》、《说命》、《无逸》、《周官》。槐八岁,诵御制《渔父词》及经子书九种。
    御制诗文中,《渔父词》赫然在目。这与晚唐五代乃至北宋初期词体卑下的观念,大相径庭。歌词与诗骚一样,具有儒家经典般的地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2记载:宋人望子成龙之风甚盛,“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高宗时期,“竹篮”书籍中增加了《渔父词》之类的“御制诗文”。这一代孩子长大或登上文坛之后,心目中的词体观念肯定不同于前辈。
    宋孝宗相当程度上承继和贯彻了高宗的政治文化策略。歌词创作方面,孝宗有《阮郎归·远德殿作和赵志忠》,云:“留连春意晚花稠,云疏雨未收。新荷池面叶齐抽,凉天醉碧楼。能达理,有何愁,心宽万事休。人生还似水中沤,金樽尽更酬。”作品摆脱艳情和享乐生活,写晚春饮酒赏景之际的达观,清新洒脱,颇得高宗《渔父词》风范。
    与之相应,尊体之“复雅”呼声贯穿南渡后的整个词坛。南渡初期,王灼就明确提出雅俗之辨的问题,《碧鸡漫志》卷1云:“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至论也。”(26)杨万里同样将诗词相提并论,其《诗话》称诗词要“微婉显晦,尽而不污”,要“好色而不淫”(27)。刘克庄则直接通过歌词宣称自己的创作观点,其《贺新郎》云:“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我有平生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歌词内容题材上从“闺情春怨”中摆脱出来,风格上走向“哀而不愠、微而婉”,与儒家所倡导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之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完全合拍。至南宋末年,张炎《词源》卷下总结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28)宋末元初的陆辅之作《词旨》,明确归纳出“以雅相尚”的创作标准,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矣。”并说:“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29)南宋词论,多以“雅”论词(30);南宋词集,多以“雅”题名(31)。南宋词坛上轰轰烈烈的尊体“复雅”活动,与南渡后的现实政治背景相关,也与高宗的特别倡导相关。高宗这组《渔父词》清雅飘逸,再通过广泛背诵改变人们的词体观念,词体由卑而尊,在南宋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晚唐五代乃至两宋帝王,同作数量不多,在歌词的演变发展历程中,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从带头创作淫靡歌词,到有意识倡导高雅,帝王的影响是其他因素所无法替代的。帝王作为国家的形象代表和人们心中的伦理道德典范,在歌词创作领域,推尊词体,使词走向高雅,又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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