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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人类文明发生之初，歌与诗就是彼此伴生的。《文心雕龙·乐府》所言及的“诗为乐心，声为乐体”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民歌，从唐诗宋词到元曲，人类文明的进程改变过二者的促生关系以及在人类文化生产、文学中的主流地位，却从未割裂其间原始的关联。在当代消费社会中，随着卷土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随着以运作为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随着出版体制、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转轨，流行歌曲已成为不可无视的文化存在因素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文化选择之列。流行歌曲是典型的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促生的产物。音乐与歌词共同协和着这双向双生的链条。叔本华曾经评价音乐是“又一个世界”，不可否认，优秀的流行歌曲一定不能缺少闪耀着创意灵性的音乐，它构成流行歌曲流行的一个空间维度。诚然，有的人记不住歌词却可以谙熟地哼吟曲调，有的人是因为音乐的旋律才记住歌词。不过，本论文抛开流行歌曲的音乐因素，但并不局限于文学内部研究的范畴，主要从艺术生产、艺术消费、诗性美学的角度探讨流行歌词与大众传媒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流行之源：大众生产与大众消费的同一性 流行歌曲的传播要借助科技的力量，创作指向、发表方式都是地道的文化产品。与诗歌的发表方式、评价研究方式不同，流行歌词有特定的文学生产组织体系和独特的传播方式，其传播完全依赖大众传媒、大众接受，这决定了流行歌词的大众性。流行歌词的生产直接指向消费，反过来，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构成其流行的主要因素。 在现代文明的机械化进程中，消费在社会生产、文化生产中占据着日益主导性因素，大众文学产业化的根本动因源于商品经济市场下的消费。消费导致个体接受的影响力衰落式微，大众文化逐渐取代了传统民间艺术或高雅艺术，日益得到大众认可。虽然大众的审美喜好、接受趣味并不一致，但趋同消费范式、趋同的接受标准奠定了流行的基因，也奠定了流行歌词从始即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①中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原理对文化范畴的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同样适用。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直接同一性，即每一方就是它的对方，艺术生产就是艺术消费，艺术消费就是艺术生产，这是就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本身讲，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的关系也是如此。第二，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互为中介、互相依存、互相创造转化，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中，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在对方之外。所谓“生产媒介着消费”，指艺术生产为艺术消费创造出外在对象及艺术消费方式和新的艺术消费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艺术消费替艺术生产的产品创造艺术消费者，创造了艺术生产的目的、需要动力和艺术生产者的素质，“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种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在当代消费社会中十分突出，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艺术产品的消费和接受主体，是艺术生产的服务对象、目的、动力和需要，而且大众生活也成为艺术创造的直接源泉。所以说，大众文学的产业化的根本动因也来源于此，来源于这商品市场经济发展下的艺术生产与消费。简而言之，大众生产与大众消费的同一性，是大众视阈下的艺术产品得以流行的根源。 法国批评家丹纳曾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格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②流行歌曲作为20世纪产生的一种世界性的艺术现象，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世界各个角落，从流行音乐的发源地美国出发包括拉丁美洲及欧洲，再到近代的中国尤其是对台湾地区流行乐坛的影响来看，这一切的发展已经超出人们对流行音乐文化的最初认识，不能否认，当今流行音乐已经成为世界艺术领域中不可忽视的现象。流行歌词作为一种文化范式，从根本上说，是现当代社会大众文化的产物。从另一个维度看，它也应该反映社会文化场域中大众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思想寻绎以及社会发展、话语及主题的流行元素甚至是时代症候等诸多问题。流行歌词流行的对象是大众，除音乐外、歌词是打动吸引大众的重要因素；从艺术生产到艺术消费的链条看流行歌词的传播，毫无疑问，其得以流行的媒介是大众传媒。换言之，除了音乐首先赋予流行歌词成为作品的形式要素，流行歌词的有效性必须要通过大众传媒方得以成为有受众的作品，大众传播在流行歌词从艺术生产转向艺术消费的链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代社会中，传播(出版、放映、演出、销售、宣传)体制和物质媒介的极大发展，迅速推动传媒的社会化程度，传播途径方式多样、快捷、便利。音乐会、晚会、各类歌唱表演大选赛，广播、电视、电子网络、汽车音响、卡拉OK，录音带、录像带，mp3，光盘……大众传媒及其产品的社会化程度随着现代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得到日新月异的演变推进，流行歌词被推广普及的速度规模快捷广泛。在电视、广播、地铁、街头巷尾的广告展板上打出的商品广告词中愈来愈多地引用摘选那些经典、大众化的歌词。近几年，网络歌曲日益走进大众生活，从《老鼠爱大米》、《桃花朵朵开》、《两只蝴蝶》、《我的心好冷》……这些词、曲的发表传播都是经由网络完成，并为大众认可接受。网络丰富了科技传媒现代性的同时，也打破了文学生产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它的出现使流行歌曲的传播有了更自由、更开阔的大众传播空间，网络成为流行歌词发表和传播的重要平台。 从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角度看，在生产、消费、传播的有机运行链条中，相当一部分大众会从受众的主体性选择的姿态出发，或显性或隐性地要求审美性、娱乐性、休闲性合一的作品。这一生产消费的内在隐性的制约环节也促进激发了优秀的歌词创作涌现。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流行歌词流行的内在律令呢？ 二、歌词的大众化与诗歌的边缘处境 有人曾经对当代流行歌曲呼啸而来的大众化态势存在隐忧，换而言之，在欧美的文化研究界，有一些标新立异的社会批评家，他们把现代人的孤独与其对大众传媒的兴趣联系起来，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完全失败的组织机制。③就流行歌曲的发展，更有人谈论流行歌词会逐渐瓦解自主的个体创作，并辅佐以好的当代诗歌决不能用流行来衡定之论点。 当然，我们无法回避大众传媒的发达也带来粗制滥造的歌词创作的流泛，这亦是大众传媒商业化的伴生品。但是检视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流行歌词的创作，我们会发现，那些真正为大众喜爱广为传唱的歌词或简单者淳朴真挚，或浓郁者情思冉冉，或灵动者诗性飘渺，其歌词文本不失为优秀之作。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歌曲和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给很多人留下了极为诗意的回忆。九十年代以来，摇滚乐的宣泄和呐喊直击着人们灵魂深处的苦闷，描绘着人们挣扎的痛苦形状以及面对未知前途时的忧伤和迷茫。世纪之交的许巍等摇滚歌手更是将现代人心灵的表达幽微而深秘地倾诉在歌词之中。 如果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评判流行歌词的艺术水准，我们会发现当代流行歌词中的不少作品，无疑是优秀的诗作，例如《童年》、《一无所有》、《又见炊烟》、《千里之外》、《东风破》、《发如雪》、《沧海一声笑》、《楞严一笑》、《寂寞沙洲冷》、《菊花台》、《青花瓷》、《西厢》、《一剪梅》、《逍遥叹》、《烟花易冷》、《月满西楼》、《江南》、《醉清风》……创作主体的诗思造化与意象刻绘不仅可以投射在歌词之中，大众的主体审美需求、情绪的舒展与复杂的思想批判同样可以在接受和欣赏歌词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和完成。而有些歌词饱含情感的张力，思想尖刻、冷峻，甚至是诗歌也有所不及的。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仅一句就足以表现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人群之中那种荒荒之感涌上心头；而洛兵的“生者依旧习惯地擦去泪水，逝者已矣，请返回你们的天堂”则字字于平静中透露出人世的心酸和苍凉。 大众对歌词的审美需要还体现在流行歌词中古典文化元素的日渐丰富，除为人熟知的林夕、周杰伦、方文山等词作者的创作将古典诗词意蕴、意境、辞藻之美带进流行乐坛之外，还有不少流行歌词呈现出对古典文学的互文。抛开徐小凤《别亦难》、王菲《但愿人长久》、轮回乐队《烽火扬州路》等直接使用古典诗词原作的作品不谈，化用古典文学名篇名句、经典意象的流行歌曲也屡见不鲜，例如：黄安《新鸳鸯蝴蝶梦》化用了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杜甫《佳人》，高晓松《好风长吟》化用了苏轼《临江仙》、李白《将进酒》、柳永《雨霖铃》、洪应明《菜根谭》，陈小奇“涛声依旧三部曲”则化用了张继《枫桥夜泊》、杜牧《山行》、李商隐《夜雨寄北》的意象。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当人们一味指责流行歌词粗制、浅显、庸俗、模式化等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忽略了流行歌词中优秀的创作，另一方面，也忽略了诗歌作为非大众产品的尴尬处境。美国学者米歇尔·叶编选《中国当代诗歌选集》时，在前言介绍文章中写道：“伴随着传统社会的消失，当代文化生产已经全部商业化，大量媒介(收音机、电影、电视、视频)的产生使精英文化(诗歌即属于此)与流行文化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他们的读者群在规模上也有很大差异。在中国，微型小说和小说更接近于流行文化，和它们相比而言，诗歌则处于更边缘的地位。”“与诗歌先锋们的意图恰恰相反，尽管中国的教育已经大范围普及，并已开始应用新的诗歌媒介(因为新的诗歌媒介使诗歌变得比传统古典诗歌更易理解，更容易为读者接受)，当代诗歌仍然未能吸引大范围的读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当代诗歌在新媒介的推动下，已经走向了世界的前沿。”④ 从该诗选收入的诗歌篇目看，米歇尔·叶并没有将当代流行歌词编选入围。但是，与诗歌的边缘化处境不同的是，在当代中国诗歌研究领域，将当代流行歌词归属当代诗歌史之内已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早在1996年底，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八卷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将崔健创作的《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两首歌词收录其中。1999年，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曾开列专节分析《一无所有》。由此带来了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以来高校中文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中研究流行歌词的一个不小的热潮。 米歇尔·叶所言及的“当代诗歌仍然未能吸引大范围的读者”，当然同样是中国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争的事实。亦如孙绍振在和王光明、南帆的一次学术座谈中谈到的“诗歌也在选择它的读者，诗歌的读者也在选择诗歌，诗歌读者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由此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诗歌的作者比读者还多。诗歌读者群的萎缩导致了危机感。”⑤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文化转型造成的中国诗歌所遭受的“冷遇”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国度的窘境，是现代化全球语境下共同的“时代性焦虑”。2002年美国行吟诗人ROTHENBEGER在访问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时介绍：在美国当代诗坛，诗人比读者多，诗集被诗歌作者们关注，诗歌的作者和作者们在接近，圈子越来越小。2012年10月18日，瑞士诗人弗郎索瓦·德布律(Francois J3X702.jpg)来首都师范大学做学术讲座，在回答一位研究生关于瑞士当代诗歌处境问题时无奈地说：“瑞士当代诗歌的边缘处境与很多国家是一样的。”是不是诗歌完全被社会挤进了边缘呢？读者不再需要诗歌了呢？其实“读者对诗歌的需求并没有消失，只不过由于这种需求与诗歌之间的沟通问题而一方面处在潜在的地位，另一方面这些需求也被另外的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分流’并在某些层面上被其替代。”⑥如引文中所言及，并不是说流行歌曲的传播和流行歌词的创作可以取代诗歌，但“当代歌(词)曲的诗意保留”确实一定程度弥补了当代诗歌的边缘化问题，叩响了当代人诗性情感的回音壁，优秀的歌词可以从一定层面实践当代人心灵的安慰。 三、当代生活的延展与歌词文本的诗性空间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人自身观念的快速变化，如个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个性趋于自由，重视人的价值，生活高于生存，俗世享受再度成为生活主旨，向往物质的幸福，在精神境界的开放里，肉欲的满足及各种生命本能开始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是正常的，又是规律的。大众文化生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不断寻求自生、自新、自立和繁荣的可能。按照拉康的观点：艺术可能时时面临着两种物化的倾向。一种是过分重视社会的物质性，一种是过分重视形式，走向一种形式的物化。这两种物质性的偏重，都可能对艺术造成伤害。艺术一方面要保持对现实生活的开放性和接纳能力，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形式的僵化，就是在追求二者的平衡时，产生了一些好(的歌词)作品。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不把当代歌词中那些孤独的文字探索看成是跟现代生活对抗的，创造一个另类空间去抗衡时代的物化。相反，它是通过语言保持人的完整的感性，展开诗性的想象，它通过大众化的文化形象和大众化产品的定位，介入当代生活，它仍然存在着用文字、诗性之思去重新塑造社会这样一个功能，虽然它的作用远远不如经济、政治，但是它是有意义的。这恰恰是流行歌词在诗意和现实生活中游走的最好解释。 如前文所述，流行歌词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是文化生产与消费同一性所致。在信息时空及传媒意识高度发达的时代，流行歌曲作为大众一般生活方式的一种，日益广泛地进入日常生活，它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情感情绪，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帮助人们从日益急迫的工作生活压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流行歌词与大众隐蔽心灵和个体的存在意义的沟通、共鸣的完成，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流行歌词书写的是大众的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其二，歌词抒情与个体诗绪在时代、文化场阈、审美接受结构的碰撞和同构时，就会强化个体诗绪的大众化。 首先，在歌词中，以平凡的日常生活叙事和日常经验的捕捉去打动大众，唤醒其内心朴素的人伦、道德、亲情、友情……的感动，从琐碎的生活经验中汲取和升华诗性的审美叙事，这是流行歌词为大众接受和喜爱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比如：《常回家看看》、《小城故事》、《完美一天》、《大城小爱》、《爸爸妈妈》、《天亮了》、《白桦林》、《父老乡亲》、《吉祥三宝》、《相亲相爱》、《朋友》……这些歌词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朴素、简单，口语化，日常叙事清晰分明；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和情感的表达中抒发了当代人的心灵渴求，表达了人们淳朴的心声。有些歌词还抓住平凡的人生细节，分享流年的诗意和生命的感动。细节牵连着岁月和时光的流失，人生的诸多回忆，在每一个片段中闪耀着诗性的灵感，比如《走过咖啡屋》、《同桌的你》、《再回首》、《外婆的澎湖湾》、《恰似你的温柔》、《漫漫人生路》、《乡间小路》、《美人吟》、《庭院深深》、《十年》、《光阴的故事》等。 爱情、生命感怀、追逐梦想……是歌词与诗歌共同青睐的主题类型，在精神空间与生活现实之间，流行歌词与生活的距离更近，更适合展现丰富、有当下感的现代人的生活图景和现实的精神向度。不同年龄、不同的人生阅历对不同主题的喜爱也有所差异：年轻人喜欢那些乐观的情感表达，轻松的人生状态以及对理想的坚执追求。比如《大海》、《挥动翅膀的女孩》、《我的未来不是梦》、《奔跑》、《隐形的翅膀》、《最初的梦想》、《明天会更好》、《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潇洒走一回》、《万水千山总是情》、《跟着感觉走》、《张三的歌》、《春风吻上了我的脸》……中青年尤其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更欣赏那些富有隐喻色彩，渗透人生韵味的作品，《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颗秋天的树》、《野百合也会有春天》、《女人花》、《橄榄树》、《忘忧草》、《男人海洋》……或者是能表达高洁的人生境界和理想，例如《蓝莲花》、《天路》、《飞得更高》、《追梦人》、《奉献》、《祈祷》、《旅行》、《最初的梦想》……但是，流行歌词中不乏那些“大白话”，用轻松、活泼的口语取代了诗歌创作中的沉重、严肃、多义，当然也淡化了语言本身的张力。比如，没有曲的影响，仅阅读歌词文本，很难想象《老鼠爱大米》、《纤夫的爱》、《牵手》等歌词会进入流行之列。究其原因，它们为人喜爱的正是简单的语言，真诚地表达了人类最平凡的情感——千古如一。 其次，优秀的歌词离不开诗性的抒情、感怀，当大众化的抒情与个体诗绪同构共鸣时，就完成了流行的“基因”。爱是各类文学体裁最青睐的情思，歌词中凡众之爱的表达更是丰富、精致，有纠结的爱(失恋、失意、矛盾的情感)：《把悲伤留给自己》、《霸王别姬》、《断点》、《情网》、《电台情歌》、《安静》、《千年之恋》、《失踪》、《恋恋风尘》、《难舍难分》、《飘雪》、《一直很安静》……有悲伤的爱：《独角戏》、《星愿》、《酒干倘卖无》、《覆水难收》、《为了爱梦一生》……有浓郁的爱：《情人的关怀》、《我只在乎你》、《真的好想你》、《那些花儿》、《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爱如潮水》、《千千阙歌》、《好久不见》、《情书》、《白月光》、《三生三世》、《月亮代表我的心》……有传奇的爱：《神话》、《红豆》、《朋友》、《为了爱梦一生》……有对祖国的爱：《东方之珠》、《相约1998》、《春天的故事》、《历史的天空》、《你》、《中华民谣》……歌词承担了大众的情感，并借助诗性的表达抒怀、迎合了接收者的审美趣味与个体心理，所以很多流行歌词没有时间之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有欣赏者，凭借诗性的共鸣，它可以延展生活空间。如果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预设认知行为”观念理解流行的相续性，可以进一步找到社会学的依据。 不过，从流行的角度看，让流行歌词肩负起判断生活价值、反思时代问题、叩询灵魂伤痛的职责无有必要，毕竟歌词是文化生产，文化生产源于生活，最后要返回其中。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法]丹纳：《艺术哲学》，第46页，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③See, for example, James T. Farrell, The League of Frightened Philistines(New York: Vanguard Press, n. d.),pp.276—277 ④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elle Yeh,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xxiv. ⑤王光明：《新诗的现状与功能》，《面向新诗的问题》，第76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⑥李怡主编：《中国现代诗歌欣赏》，第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