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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体相参与宋代古文的新发展 “以论为记”既普遍存在于宋代文学创作中，又屡见于宋人的文学批评，其中透露的丰富信息是耐人寻味的。宋代“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和关于“记”体的争论，涉及的都是具体文体的辨体讨论，但其本质一样，皆是关乎尊体与破体的错综纠葛，反映出宋人的文体意识。南宋俞文豹有一段话：“诗不可无体，亦不可拘于体。盖诗非一家，其体各异，随时遣兴，即事写情，意到语工则为之。岂能一切拘于体格哉？”[35](P32)虽然专论诗体，实则可将此论移至一切文体。文体既要有章法规则，又不可一味拘泥定法，传承和开拓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宋代古文中最脍炙人口，且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记体文，如《岳阳楼记》、《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石钟山记》、《墨池记》等都是千古名篇，不但反映了宋代古文的成就，而且体现出宋代文化的特质。记体文在宋代得到新发展，其主要的变革途径就是“以论为记”。破体相参，让记体堂庑日大，内涵越深，给记体开拓出一个新的世界，让记体实现了深刻的变革。文体有变化才是常态，如果凝滞不动，则成死文体矣。有意味的是，宋人不但可以“以论为记”，反过来“以记为论”也固优为之。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后录》里记载了一个例证：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以《光武何如高帝》为论题，张文潜作参详官，以一卷子携呈东坡云：“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东坡一览，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后拆封，乃刘焘无言也。[36](P130) 不管是“以论为记”，还是“以记为论”，都是宋人在记体与论体的相互交融渗透中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给各自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明人归有光《庄骚太史所录论》云：“文体之工，自文法之变始，愈变而愈工……夫文之正者无奇，无奇则难工。世之君子争为一家之奇言，则其法不容以不变，变益多正益远，工亦益甚。”[37](P205)对于文体而言，抱残守缺意味着死亡，有所发明，与众不同，才是出路。所以，不但可以“以文为词”“以诗为词”，还可以“以论为记”“以记为论”，宋代的散文应该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不断参照融摄其他文体的艺术表现力，丰富自身的艺术技巧，才能创造独树一帜的文学面貌。破体相参，往往有一定的界限，过犹不及。不过，对于记而言，情况较为特殊。因为记的内容庞杂，题材宽泛，表现力极强，故而其破体尺度视情况，可大可小，这也让作家施展本领和手段的空间较为裕如。 “以论为记”的本质是文体革新，对记体文在宋代的勃兴起关键的推动作用。从表现内容上说，“以论为记”对记体文的疆域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帮助记体文扩大了叙议的范围，几乎无施不可，使其成为宋人古文创作中的代表文体之一；从艺术手法上说，“以论为记”突破了向来的文体规范，采取更为自由灵活的表现方式，破体相参，从容得体地表述，让文章仪态横生，别具韵致；从创作精神上说，“以论为记”有助于作家对所记叙的事物阐发义理，写出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从而把宋人“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贯穿于古文领域。 再往深处论析，“以论为记”与宋代的古文革新也有不易察觉的关联。北宋大家的记体创作是在宋代文化学术高度繁荣和诗文革新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宋代文化思辨色彩浓厚，王水照说：“宋代哲学思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必然影响到文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中。人文精神和知性反省的思辨色彩就是宋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38](P23)。宋人尚思辨，不但长于义理，且深于义理，他们要在文章里表现学识和理趣，进而体现“文以载道”的庄严宏旨。反映到记体文的新变中，就是议论的空前加强，宋人或议政论史，或感怀述志，或阐发妙悟。宋人富有文人雅致，日常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写入文章中，不但自娱，而且娱人。包罗万象的记体正好给了宋人一个抒发襟怀、借题发挥的利器。记体在宋代得以大发展，还与宋人读书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密不可分。举凡山水、楼台亭阁、图画、宴集、人物、杂记等等，文人生活的雅量高致、审美情趣，都可借记体随意挥洒。 之前论述宋代古文革新，侧重于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学术思潮等，同时对古文大家欧、曾、王、苏等的个案研究亦很多。其实，从文体角度切入，探究古文革新，乃是一个极佳的视角。因为文体革新是古文革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文体革新成功，古文革新才能谈得上成功。宋代古文革新的实质是，增强古文表现力、创新古文技法、开拓古文疆域，让古文成为日常应用的主要文体。而记体文的新变和发展，正是在宋代古文革新的背景下进行的，且与之相表里，算得上是古文革新中的一个成功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论为记”是富有创造力的宋文大家们在提升古文的表现力、开拓古文的疆域上作出的积极努力，反映了古文革新的目的和诉求。 平心而论，在宋代古文的发展革新中，记体文的演进创变是较为突出的。清人孙梅云：“有宋诸子，厥体(指记)尤繁。”[39](P4661)古文中的诸种文体，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到了宋代，要在古文上有大的开掘，必定得在一些主要的古文文体上实现突破，取得成就。而记体，就属于前代已有，但尚有较大发展余地的方兴未艾的古文文体。在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为代表的古文革新中，记体文题材、写作技法、表现力、格局等方面都有大的进展，可谓宋代古文文体中异军突起，能显示宋文新成就、新境界的代表文体之一。另外，宋代科举考试中，记体始终是词科的考试内容，士人们阐发义理，润色宏业，也客观地推动了宋记的进一步发展。 唐宋记体文虽是散体古文，但并不意味着它排斥骈文。这也与宋代古文革新息息相关。其实，宋代大家，如欧阳修、苏轼等，都善于吸取骈偶文的长处，借以激发古文的活力，丰富古文的艺术表现力。宋代记体骈散结合的例证颇多。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是骈散结合，而王安石、黄庭坚等人认为“得体”的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在写景上又何尝不是骈散相间？还是欧阳修讲得好：“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40](P1046)骈与散相互补益，才能相得益彰。 文末引一段明人孙鑛的论述： 《醉翁亭记》、《赤壁赋》自是千古绝作，即废记、赋法何伤？且体从何起？长卿《子虚》，已乖屈、宋；苏、李五言，宁规四《诗》？《屈原传》不类序乎？《货殖传》不类志乎？《扬子云赞》非传乎？《昔昔盐》非排律乎？……故能废前法者乃为雄。废前法而能使人脍炙者更为雄。[41](P16) 孙鑛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位状元，他历数了文学史上种种破体为文的实践，雄辩地证明破体相参乃变革文体、促进文体演变的一条规律。他用“能废前法者乃为雄”这样的词语来赞誉破体为文的新变功绩，实是探本溯源之论。类似的话，还有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里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以论为记”是理解宋代古文革新的一把钥匙。凭借“以论为记”，宋代记体文找到突破口，实现文体革新，成为宋代古文革新中成功的“这一个”。独创和革新才能让文体和文学立于不败之地，记体文在宋代的新变和发展就印证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