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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宋代文学创作中，“以论为记”的现象较为普遍，反映了记体文在宋代得到新变发展；与此同时，批评领域关于“以论为记”的争论持久而热烈，彰显的是宋人对古文文体发展流变所持的理念观点。对宋代“以论为记”的来龙去脉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既有助于理论批评的分析阐发，又可更好地阐释欧阳修、苏轼等宋文大家“以论为记”的创作实践。“以论为记”的实质，是宋代的文体相参、破体为文，通过这一创新法门，宋记突破旧界限，开拓新天地，“始尽其变态”。记体文的变革，成为宋代古文革新中的成功典范，也是“宋型文化”作用于文学创作的生动体现。 【关 键 词】文体/记体/以论为记/破体/古文革新 【作者简介】谷曙光，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文体有多种解释，最常见的一种指文章的体制、样式。某种文体一旦形成，就会有相对稳定的规格、体例，不容随意逾越，简称“尊体”；如果不遵循，则通常被认为是“失体”。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文体亦非铁板一块，它还有变革开放的另一面，文体间的相互打通、参变现象代不乏例，故又有“破体”①为文的种种尝试。“尊体”与“破体”是文体发展演进过程中一对相反相成的辩证因子，它“古已有之，于宋为烈”，成为贯穿于宋代文体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一条基线。 宋人好议论、好争辩，于是在文学史上就有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学术公案。宋人最感兴趣的文学议论话题之一就是关于尊体与破体的争论，几百年间意见纷纭、交相辩难。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以文为诗”“以诗为词”这两桩著名的公案多有关注，研讨较为深入，“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分别代表了宋人对诗、词这两种主要文体发展流变和相互间关系所持的理念观点。除了诗词，在宋代文学批评领域，还有关于“以论为记”的争论，彰显的是宋人对古文文体发展流变的理念观点。研究文学批评史上“以论为记”的争辩，并关注文学史上“以论为记”的创作实践，对于考察宋人关于记体散文的观点，进而探讨宋代古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乃至理解宋代古文革新，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宋人“以论为记”的学术公案 在古代文体中，有专门的“记”体。先秦著作《考工记》、《礼记》等都以“记”名篇。萧统编《文选》，尚未列记体。《文心雕龙》辟《书记》一篇云：“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劄杂名，古今多品。”[1](P457)刘勰把那些难以归类的杂文著述都纳入“书记”之中，这与本文要讲的记体并不是一回事。一般认为，“记”单独成为一种文章体式，大约定型于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从宋代起，记体创作日益增多，堂庑扩大，并逐渐讲求文体规范体制。宋代真德秀云：“记以善叙事为主。前辈谓《禹贡》、《顾命》，乃记之祖，以其叙事有法故也。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论体。”[2](P1007)可知记乃一种以叙事为主的文体，题材多样，贵在记叙雅洁，同时尽量不要羼杂议论。 宋代文学评论中谈记体的渐多，由记体还引发了一系列有意思的争论，主要涉及韩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的几篇著名的记体文，而争辩者，或为当事人，或为一时名公巨手，争论甚至绵延至明清而不绝。这在古代散文批评上，是非常突出的个案，值得深入剖析。 先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公案。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载：“《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3](P120)陈师道《后山诗话》转述秦观的观点说：“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4](P309)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乃记体中的杰构，何以与赋扯上了关系？这其实涉及宋代散文与赋之间的互参互融现象。宋祁、秦观都敏锐地洞察出《醉翁亭记》和赋体有着不易察觉的艺术关联。《醉翁亭记》把写景与抒情巧妙地熔为一炉。写景先写滁州的形胜和醉翁亭周遭的环境，由远及近，逐步缩小，自然引出醉翁亭来。接下来铺叙醉翁亭的四时美景和宴游之乐，而作者深沉的感慨和疏放的襟怀也在精整雅丽的文字中一唱三叹地流露出来。全文连用21个“也”字，体制上散中带骈，骈散相间。由此言之，说《醉翁亭记》借鉴融摄了“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体，自然说得通。宋祁、秦观的辨体意识颇强，指出欧文有出位之思，不过并未加以褒贬。即便如此，宋人仍有为欧阳修辩护者。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云：“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诵，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但以记其名醉为号耳……公岂不知记体耶！”[5](P80)只不过是游戏之作，追求语意新奇而已。像欧阳修这样的大文豪，难道还不知道记体的规范吗？陈氏的辩辞，掷地有声。 关于《醉翁亭记》的讨论并不止此，黄庭坚的一篇跋文扩大了论辩的范围： 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为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6](P660) 王禹偁字元之，《竹楼记》全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这是作者谪居黄州时写的一篇围绕竹楼即景抒情的名文。黄庭坚的短跋记载了一则传闻。有人传言王安石声称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胜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又有人觉得这不像荆公之言，莫衷一是。对此，黄庭坚没有妄下断言，而是结合王安石的平日言论作了细致分析。王安石一直就非常重视文章体制，评价文章往往先看是否得体，再论工拙。他曾经对苏轼的《醉白堂记》作过批评，觉得虽工于文辞，但议论说理太多，不符合记体的体制。据此，黄庭坚认为王安石褒《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而贬《醉翁亭记》，正在情理之中。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内容要求，《醉翁亭记》、《醉白堂记》文章虽工，但借题发挥多而就题叙写少，不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严守记体文的体制。这则跋文虽短，但体现的是北宋大家王安石在散文文体上的尊体观念，还有黄庭坚对此公案的辨析，包含很丰富的学术信息。 大文豪苏轼对王安石的批评有所回应。《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九“王苏更相是非”条载：“王文公见东坡《醉白堂记》，徐云：‘此定是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学记》，乃是学校策耳。’二公相诮或如此。”[7](P508)看来苏轼并不服气，针锋相对地指出王安石本人也有“以论为记”的情况，其《虔州学记》犹如大发议论的策论，乃是现成的标靶。苏之反驳略显负气之意。苏轼还对韩愈的《画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作过一番评说： 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尔，又不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醉翁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名账耳，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② 苏、王虽互相讥诮，但两人的文体意识实相近。苏轼只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看成一时戏作，无甚奇特；而韩愈的《画记》铺叙罗列，近似甲乙账簿，更不足观。对于推崇这两篇文章的人，苏轼斥为“妄庸者”，尊体态度明确。 苏门的陈师道在“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尊体观点，是个不折不扣的文体本色派。③在散文方面，他也坚持一贯看法，兹引《后山诗话》的两则： 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8](P309)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鉶所著小说也。[9](P310) 第一则，陈师道指出韩愈的记符合传统体制，以纪事为主，而宋人的记则以议论为主。他虽未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但显然对宋代记体的变异暗含不满。南宋陈模批驳了陈师道的观点：“后山……盖言其体制，然亦不可拘于体制。若徒具题目兴造之由，而无所发明，则滔滔者皆是。须是每篇有所发明，有警策过人处，方可传远。”[10](P523)陈师道的观点较为保守，只关注文体固有规范，没有看到文体灵活变通的一面。从唐到宋，“记”体在逐渐发展演进，并非凝滞不流的一潭死水。作家不可拘于体制、流于平庸，而要努力创新、有所发明，立一篇之警策。陈模的辨析，可谓入情入理。 第二则，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竟“世以为奇”，表明在当时一定引发了争论，可惜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尹洙称为之“传奇体”，就更耐人寻味了。这反映出当时文人是看不起传奇小说的，尹洙把范文比作传奇，显然暗寓褒贬。撰写《直斋书录解题》的陈振孙为范仲淹作了辩解：“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嬉笑之谈耳。”[11](P322)文体随时代变迁，论理精微者为贵，千古名篇岂可目为传奇小说？不过是笑谈罢了。 其实，范文争议的关键即在“用对语说时景”一句。《岳阳楼记》先写岳阳楼的形胜大观，再即景生情，因情发诸议论，堪称写景、抒情、议论俱佳的名篇。此文骈散结合，交互运用，既有散体古文的疏朗流畅，也吸收骈文对称、音调铿锵的优长。具体而言，《岳阳楼记》叙事、议论用散体，写景用骈体。叙事、议论用散体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论述的观点清楚表达出来，这本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写景用骈体上。照道理讲，记属于散体古文，写景用骈体便不符合“记体”之本色。但《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在艺术上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诸如文中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等，用排偶的语言，抑扬顿挫的声调，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地把岳阳楼不同时节的景色铺叙描绘出来，带给读者诗情画意般的美的享受。除了用骈句，后面的“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一段，纯是议论，形成“变中之变”。尹洙只看到《岳阳楼记》的文采藻饰，便贬低其为“传奇体”，未免论之过苛。宋代的诸多批评者都只看到不同文体间的壁垒森严，却忽略了文体间也有交叉渗透的情况。倒是陈振孙的观点较为通达，文体随时代变化，乃是一定的，正不必斤斤计较于传统的窠臼。 在与南宋对峙的金代，批评家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对记体多有辨析，针对上文谈到的北宋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尊体意见，他逐条予以批驳，表现出较为通脱达观的观点。 《滹南遗老集》云： 陈后山云：“退之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予谓不然。唐人本短于议论，故每如此。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盖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殆后山妄为分别，正犹评东坡以诗为词也。且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而后山独怪其一二，何邪？[12](P400) 王氏对陈师道的观点每每不以为然，屡加批驳。他认为文之大体虽各有不同，但亦存在相通相融处。对每种文体都划出严格的界限，实不利于文体的发展。故而在记体中发议论并没有什么不好。何况宋文成就卓越，视汉唐无愧色，岂可拘泥于细枝末节？ 《滹南遗老集》又云： 宋人多讥病《醉翁亭记》，此盖以文滑稽。曰何害为佳？但不可为法耳。荆公谓王元之《竹楼记》胜欧阳《醉翁亭记》，鲁直亦以为然，曰：“荆公论文，常先体制而后辞之工拙。”予谓《醉翁亭记》虽涉玩易，然条达迅快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楼记》虽复得体，岂足置欧文之上哉！[13](P409) 王安石、黄庭坚看重的是文章体制，而王若虚更重视好文章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以合不合体判定文章的工拙，未免太拘谨。由此而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然嬉笑怒骂，连用21个“也”字，有出格的嫌疑，但仍是第一流的好文章；而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固然得体，但平淡无奇，必不能胜过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 《滹南遗老集》再云： 荆公谓东坡《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盖以拟伦之语差多，故戏云尔，而后人遂为口实。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14](P414-415) 针对王安石戏称苏轼的《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王若虚大声疾呼“夫文岂有定法哉”，为苏轼作了充分的辩解。文有法而无刻板不变的定法，只要文题相应，随意挥洒，言之有物，就是好文章。这一番解说堪称王若虚的不刊之论。 上文引述了多则宋金时人对记体的材料，并加以按断，涉及记与论之辨析，骈与散之纠结，传统与新变之角力，而争辩的核心可归纳总结为“以论为记”。记与论都是古代的文体，一重叙事，一重议论，各自独立。但如在记体文中羼杂议论，乃至用写论的技法来写记，就形成了“以论为记”。反对这种文体互参的，是尊体，反之为破体。诗、词、文的尊体与破体虽然主要是文体学问题，但诸家态度的背后隐含的是他们的文学观念，更与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学术风尚密切相关。以宋代的“以文为诗”为例，主张严守诗文界限的，一般都是唐音的推崇者和追随者；而持有诗文借鉴相参观点的，更多是宋诗大家及其提倡者。这样看来，“以文为诗”争论的深层意蕴是尊唐抑或崇宋的诗学观念与派别之争。“以论为记”的情况也有类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持记体尊体理论的，大多是古文家。古文家多提倡复古、反对骈俪，所以他们把那种骈散结合、大发议论的记体斥为“失体”，评论的背后逗露出宋代的骈散之争问题。令人困惑的是，虽然观念上对记体说理颇有微词，但实际创作中大力践行“以论为记”的，却恰恰也是这批古文家，尤其是欧、苏一派的古文家和追随者。愈是令人费解，愈需要对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和断裂做出合理的解释。 元人祝尧云：“宋时名公于文章必辨体。”[15](P817)可知宋人热衷于辨体。辨体，而后识界限、明体制，下一步才谈得上在固有格式上的创新。欲破旧立新，须知旧框框的位置在哪里、结构如何。如果连文体基本体制都弄不清楚，创新云云、发展云云，实是痴人说梦。宋人好辨体，正说明其文体意识强、辨析透彻。今人常说“守正出新”，如把守正与出新比作尊体与破体，则尊体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为创新进行理论上的准备；破体更不是走火入魔，而是求新求变的必由之路。由此言之，热衷于辨体者、持文体本色观念者，往往就是打破旧框架、开拓新天地的文体变革者。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辨体是为创新作准备。宋代大家如王安石、苏轼等，在记体上理论和实践的背离，就是现成的例证。 所谓他人是非易断，自家官司难了。王安石在文体理论上持尊体观点，但创作中却屡屡破体为之。他的“以文为诗”是出了名的，而散文创作的“以论为记”亦显著，其《游褒禅山记》就是一篇记游和说理结合的“变体”之记。他本人已陷入“理论尊体”和“实践破体”的自相矛盾之中，却浑然不觉。一贯通脱达观的苏轼在记体文观念上似乎也略嫌保守。不过，他本人的记体创作倒是和欧、王一调，几乎篇篇以议论申发旨趣，名虽曰“记”，而用意却在“论”。这同王安石的批评与实践创作的脱节，如出一辙。要之，王、苏等人精熟于各种文章体制，一眼就能看出旁人文章的技法和用心。破体相参，瞒不过他们的法眼。对文体精微辨析的背后，暗含着他们要求创新的自觉诉求。理论与创作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孪生兄弟。理论越辩越明，而创作也在理论的交相诘难中，迂回前行，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宋代记体文，就在理论和创作的纠缠不清甚至背道而驰中得以演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