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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体交融”就是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交融，也就是汉文学与各少数民族文学交融。从文学现象上看，中原与周边之间的文学互动，在不同的时代，或隐或显，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少数民族生活在相对闭塞的边疆地区，但由于中原王朝为巩固政权进军边疆，少数民族为求发展入主中原。加之和亲、贸易，以及少数民族慕汉心里，文化产生了交流，这就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之间的整体交融。这种文学交融是双向的，既有汉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刻影响，也有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文学的逐渐渗透。 中华多民族文学“整体交融”具有“吸纳性”、“辐射性”特点。首先看“吸纳性”，我们以词的产生为例子，词的产生离不开音乐条件，这其中，少数民族音乐是重要部分。在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随着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佛教音乐也进入中国，与西北和青藏高原的民族音乐进行融合。随着永嘉离乱、晋室南迁，北方政权进入中原，民族音乐也就进入中原。南朝为了战争军队的需要，北朝乐府大宗纳入南朝乐府，成为梁朝乐制中的一部分，如《梁鼓角横吹曲》。这实际上，民族音乐进入中原后，又进入南方。至此，民族音乐完成中国版图上的交流过程。到了隋唐，随着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的产生，少数民族音乐和中原音乐实现了彻底的融合，为词的产生奠定了音乐条件。而在音乐传入过程中，曲调和歌词也就促进了词的形成。如果说这是古代的例子，那么现当代的例子就更多了。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文化形成大的融合，60、70年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融入了蒙古族、藏族、壮族、汉族等各民族的文学、文化。对于吸纳性，无论是汉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都存在彼此吸纳。正因为彼此吸纳，才体现出“整体交融”的特点。 再看“辐射性”，中华多民族文学存在着中原汉文学向周边民族文学的“辐射”，比如中原汉文学《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异后，形成的新的文学情节。中原汉文学《薛仁贵征东》向北方输入，产生了满族说唱文学《薛仁贵征东》，向南方输入，产生了壮族的5200余行的叙事长诗《唐皇》。这种辐射，有时越过少数民族地区，达到跨境民族(跨国地区)，比如，很多汉文古籍进入越南、日本、朝鲜就是一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