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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局部交融”具有“内聚性”、“扩散性”、“杂糅性”特点。首先看“局部交融”的“内聚性”。应该说没有内聚，也就无法形成交融点。以东北文化区为例，广泛流传着莫日根(英雄)和莽盖(魔鬼)的神话，这说明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前，各个部落之间经过了不断分化、组合、迁徙、融合的过程，因此他们之间有了广泛的交流活动。后来，形成民族共同体，文学个性稳定下来。再后来，随着各个民族间征战与贸易往来，文学交流更为广泛，文学也就形成新的共性特征。具体说，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与达斡尔族的民歌，它们的衬词有极其相似性(就是旋律框架也有相似性)，如鄂伦春民歌是“哪耶、西哪耶、哪咿斯耶、哪咿斯西哪耶”、鄂温克族民歌是“讷耶耶、讷耶讷耶耶、(讷耶西耶、讷耶西讷耶)”、达斡尔族民歌是“讷耶、讷耶勒呢呀耶”。[11] 这三个民族的民歌衬词相似性说明了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在清初，这三个民族曾被统一划为“索伦部”，后来才划分为三个民族。显然，由于交流密切，这三个民族的民歌呈现出更多共性特点。再比如说，北方文化区的说唱文学，在名称上也有相同或发音近似的现象，达斡尔族叫“乌钦”(也叫“乌春”)，锡伯族叫“乌春”，鄂伦春族叫“莫苏昆”。这是由于这些民族在黑龙江流域的有着共同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紧密相关，民族交往密切，因此，这几个民族的说唱文学有着相似性。总之，共同的地理区域、相似的经济生活，促使这些民族的文学形成内聚性特征。 再看“局部交融”的“扩散性”。比如，北方英雄史诗特别发达，从东北文化区、蒙古高原文化区到西北文化区，形成了东起黑龙江，西至天山，南抵青藏高原的英雄史诗带。在这个文化圈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先民创作了众多的英雄史诗。我国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就产生在北方英雄史诗带。北方英雄史诗带内的英雄史诗，包括长短英雄史诗在内约有400余部，其中，具有相当规模、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英雄史诗也有30—40部。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英雄史诗分布这一区域。就是南方有英雄史诗的民族羌族、纳西族、彝族原来也并不是南方民族，他们曾从西北部地区迁徙到南方。追溯这些民族的族源，也属北方民族系统。这样说来，我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英雄史诗在这北方。英雄史诗发达是与这一地域自然环境有关，这里有广阔无垠的草原，各个部落、部族之间，为了争夺草场和畜群，战争连绵不断。在不断的战争中，涌现出了部落、民族英雄，他们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民众对本部落、本民族的英雄崇拜意识日渐增强，因此，有关英雄的传说、歌谣也就产生了。同时，北方民族在游牧过程中，有分有合、有聚有散的生活方式，为英雄史诗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北方民族自古就善于用诗歌来言情叙事，在民间产生了众多的诗人与歌手，这悠久、丰富的诗歌传统也是北方英雄史诗发达的重要因素。[12]P260—263北方英雄史诗如此发达，其实是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而促进英雄史诗不断扩散的结果，这就是“扩散性”特征。 最后看“局部交融”的“杂糅性”。在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链接，藏族、蒙古族都生活在高原文化区，他们有着共同的游牧经济和佛教信仰。因此，《格萨尔》随着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后，被蒙古族群众接受，结合了自己的生活，塑造了英雄人物，产生了英雄史诗《格斯尔》。这就属于文学的“杂糅性”。还有一例，学界研究认为，《红楼梦》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伟大结晶，是北方满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交流而产生。《红楼梦》既继承了汉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也融入了清代北京满族的文化精神，满汉两个民族文化在《红楼梦》中的融合，不仅存在着形式的浅层面的内容，而且包含深层面的内容。[13] P197这就是说，杂糅性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对于“局部交融”而言，不相邻则很难跨越交融，比如，北方少数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学交融就比较困难，因为中间隔着中原汉文学。具体文学事实也是如此，当今北方蒙古语族的民歌与南方壮侗语族的民歌，无论从歌词内容还是韵律形式都有鲜明的差别，对于韵律形式，蒙古语族的民歌主要押头韵，壮侗语族的民歌主要押腰脚韵。若想南北少数民族文学达到文学交融，必须与中原汉文学形成整体互动，这则属于“整体交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