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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艳荣，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走进历史深处并对其作还原、解构或重构式的表达，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存在。那些关乎历史的再叙述，激活了人们对已逝年代的多重想象。我们看到，在这些作品极端描写叙事的背后，作家们建构起来的恰恰是对那些历史有意的模糊性书写。格非的《人面桃花》在革命话语神秘叙事中，清晰表达的是女性成长及其伴随而来的情感流程。余华在20世纪曾因极端的先锋写作成为那个文学时代的领军人物，2005年至2006年因为有明显的商业策划嫌疑而受人猜忌的小说《兄弟》(上下)，将“文革”历史中人物命运作了极端化的展示：人的尊严被严重践踏，人性几乎都发生了扭曲性的偏移。在这类书写中，历史只是小说人物行动自如的一个场域，一个不受限制的舞台背景，各类故事言说在一段与现实拉开了距离的时空中，以不同版本打扮着也许并不遥远的过去。如果说“记忆”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话，那么文学对这一资源的倚重则是不言而喻的。“记忆”也许曾经是客观存在的，它永远不具有当下性，因而对记忆的“回忆”就永远存在于人们不同的言说中。迟子建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自觉而卓有成就的，她从一个地区、一个种族局部的演变来进入历史时空的大语境中，复活局部地区的历史画卷，进而打开人们对这段曾经存在的“记忆”的回忆。新世纪以来，迟子建的“著史意识”似乎越来越清晰，她的几部长篇小说也在印证着她的这种努力。从2000年的《伪满洲国》到2005年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2010年的《白雪乌鸦》，迟子建赋予人物命运和历史转型之间必然而错综复杂的关系，她进入历史的方式不是史学家式的，而是诗人化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诗人的作用是描述，但并非描述已发生过的事，而是有可能发生的，亦即因为有可能性或必要性故可能发生的……因此诗较历史更具哲学性与重要性，因为它陈述的本质是属于普遍性的，而历史的陈述却是特例的。”①迟子建也认为：“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优秀作家的最主要特征，不是发现人类的个性事物，而是体现那些共性的甚至是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只有这里才包含了人类生活中永恒的魅力和不可避免的局限。”②这就显现出文学记忆和史学记录之间的差异了。 一、历史一隅的非历史性书写 《白雪乌鸦》叙写的内容与迟子建以前的小说完全没有相同或相近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作家不断探求自我超越的努力和才情。她把一段尘封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带到了读者面前，这段历史没有刀光剑影，却到处弥漫着死亡；没有鬼怪出没，却无法回避突如其来的惊悚。死亡以一种不宣而战的姿态出现，远比张牙舞爪的恐吓更令人措手不及。 在今天，历史典章对于一百年前发生于东北的那场鼠疫，有多少清晰而确凿的记录，未必就是一个确切的回答。如果不是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有多少人知道一百年前的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也许未可知。迟子建复活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仅从这一点上看，迟子建就功不可没。 一百年前的哈尔滨，刚刚具有城市的雏形。在俄国人、日本人的联手统治下，它出现了经济的畸形繁荣，巍峨庄严的教堂，富丽堂皇的剧院，飘着香气的咖啡馆，珠光宝气的服饰店，这些现代城市文明的衍生物冷漠而高傲，拒绝着城市“贱民”的进入。傅家甸收纳着这个城市的贫困者、移民者，他们过着困顿而无助的生活，承受着命运重重的打击而无可奈何。王春申是贯穿小说的线索人物。为了子嗣，他娶妻纳妾，却遭遇妻妾公然的背叛；心中对俄国女演员谢尼科娃“有一股说不出的感情”，却永远只能让它像雪花一样飞舞而寂静无声；自己的亲生儿被鼠疫夺去了性命，却要抚养丑妾金兰与人偷情生的女儿；自家开着客栈，却要独宿在马厩中。王春申生活困顿不堪，内心纠结无助，挣扎在无可逃脱的宿命设置中。在我看来，这个形象给人最大震撼的，并不是在接下来鼠疫爆发后，他投身于官民一体的救助活动中所显示出的民间道德精神，而是他日常生活中令人感到荒诞而虚无的命运。不忠不贞的妻妾先后毙命，唯一的骨血也死于鼠疫，稀里糊涂地被寡妇吴二家的诱骗。这种多舛的命运设置，无论是不是迟子建有意为之，都令人心悸地让人们看到了寻常人命运的荒诞性，王春申的困顿、焦虑与无助，显示出迟子建超越凡俗生活所要表达的对人性幽暗之处的悲悯关注。 对女性的诗意书写一直是迟子建小说最为精彩的亮点。她笔下一系列女性都具有生动有神、充满灵气、聪明美丽、多情重义的审美特质，如《起舞》中的齐如云、《秧歌》中的小梳妆、《零作坊》中的翁史美等等。这种对女性的褒扬，与女性主义话语无关，迟子建关注的是女性精神的自由、灵魂的独立。在她的笔下，女人应该是健康明朗的，应该是独立自尊的，应该是依恋男人的，应该是亲近红尘的。《白雪乌鸦》中的于晴秀就是这样一个诗意女子。在小说中，她是在与王春申那两个丑而不贤的妻妾以及众多女性的对照性书写中，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经由男性眼光的打量，她的美好便具有了被认同的典范性：“傅百川心里……也装着一个女人，她就是开点心铺子，在道台府帮厨的于晴秀。于晴秀并不漂亮，但她耐看……聪明伶俐……念过私塾，能诗善文，境界不同凡响……她醉了的时候，爱在街上游荡，哼着小曲，美滋滋的，真是可爱之极。”鼠疫让她遭遇了几乎灭门的打击——公婆、丈夫、儿子俱亡，但她坚强地活了下来。小说结尾章“回春”，鼠疫灾难终于过去，于晴秀重新打理开张她的点心铺子，而且生下了一个遗腹子。我认为，这是意味深长的一个描写：生命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打击甚至死亡，同样也会有新的生命诞生，于晴秀的形象在这里毋宁是个隐喻：生命的坚忍与创造是由女人最后完成的。 此外，出身低贱而精神向上的翟芳桂，孤傲自尊多情刚烈的陈雪卿，既给人清晰的印象，也构成了对于晴秀诗意形象的补充。 二、生命，向死而生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说：“对于《伊利亚特》，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你又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仅仅把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是属于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③在汤因比看来，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迟子建是具有历史学家气质的小说家，《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等都已呈现出这种风格。《白雪乌鸦》如小说中的“灾难片”，不同的是，它不是对尚未到来时代的预警性夸张表达，而是对历史曾经存在的“选择、安排和表现”。事实上，去开启一扇历史之门并不容易，更何况是去打开一扇充斥着细菌、病毒、血污、黑死的恐怖之门。“写作《白雪乌鸦》，感觉每天都在送葬，耳畔似乎总萦绕着哭声……我感觉自己走在没有月亮的冬夜，被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裹挟了，有一种要落入深渊的感觉。”④《白雪乌鸦》描写灾难死亡，有看似矛盾的路径：一方面，生命轻飘如雪，转眼就被剥夺，且带有很大的偶发性；另一方面，生命又坚韧如藤，历经严冬磨难回春而再生。生命的突然消失和生命的顽强存活，都已经超越了生死层面，而昭示出一种令人感动的精神。 人类生存于世，要承受许多与生俱来的痛苦，贪嗔爱恨，寒热病苦，均能对生命构成种种打击。叔本华说：“一切生命，在其本质上皆为痛苦……人生来就是痛苦的，其本质性逃不出痛苦之股掌。”⑤对生命深层之痛有着切肤感受的另一个东北女作家萧红，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出了“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悲怆之音，与其视她的《生死场》为东北抗日文学，不如把它看作是萧红对生命最深切的认识。生存之挣扎与无奈，磨蚀了生活中的诗意，如果再出现突如其来的天灾，则无异于将人推向绝境。 百年前的傅家甸是哈尔滨的贫民区，游离于中外上等人居住的埠头区和新城区，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底层世界，充斥着灰尘、泥水、污臭，王春申、周济等就生活在这里，他们是傅家甸的“贵族”阶层，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意，基本可以衣食无忧，他们和那些出卖苦力的打工一族、流浪者、寄食者等，共同构成了傅家甸五光十色的平民/贫民世界。小说写了许多人的死亡，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于晴秀的公公、丈夫、儿子的死亡，尤其是男孩喜岁的死，既让人看到鼠疫的肆虐，更让人感到生命的无常与偶然。朝廷命官伍连德在控制鼠疫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果断勇毅的精神，是那个没落沉寂时代的希望之光，小说也因为这个形象而没有陷入到无望的悲苦展示中。 几千具带菌的尸体被焚烧，“一簇簇火焰腾空而起。它们看上去就像一道道金色的画笔，在苍茫的大地上，代火堆中的亡灵，书写着告别语。”送别逝者是对生命的悲悯，珍惜生者是对生命的敬畏。无数的不幸者以死亡阐释了一个道理：生命至上。 三、神秘文化与文学精神 新世纪之初，“文学终结”说曾动摇了人们对文学的信心，高科技制作下的多种文化形态，长驱直入地挤占瓜分着文化园地。现代人浮躁焦虑、游移不定的生存状态，已经成为作家不断去重复咀嚼而难出新意的经验，而当小说创作“从文化边缘地带和地域性知识中获取灵感和想象⑥，就有可能成为作家的一场突围性的选择。迟子建一系列东北风情的小说所建构起来的地缘性小说世界，使她的作品打上了鲜明的个体文化经验的印记，“大江(黑龙江)流域的渔村、林海、村落早已成为迟子建创作的灵感地带。迟子建写出了一批极具地域色彩又富人文精神的小说。迟子建应该是一个成功的东北文化视阈下关注现实人生的小说家。”⑦但这并非只是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 《白雪乌鸦》写了周于氏的神秘“过阴”术。一场大病后，周于氏被狐仙附体，仙气临身时，便元神出窍进入另一个世界，为人算命、治病，她能够沟通阴阳两界，成功率百分之百。这种神秘巫术是否如此神奇灵验，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它们构成了边缘文化的一部分，“民歌、寓言和传说……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情感、感觉和力量的结果。一个人信仰因为他不知道，他想象因为他看不见，他受到自己诚实单纯并且尚未发达的人性的激励。这实际上是历史学家、诗人、批评家、语言学家的一个大题目。”⑧从文化人类学上分析，周于氏的精神表征属于萨满教的变形形态。我认为，正如人不能对任何宗教信仰去证伪一样，周于氏的故事要表达的是人类生存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地缘性神秘文化延展了小说的空间。 乌鸦在许多民族中是一种图腾。古代阿拉伯人、古代乌孙民族、吐蕃人、蒙古族、满族都将乌鸦当作神鸟来祭祀，汉民族也认为乌鸦是“孝”的化身，“长而反哺其母，为孝鸟”。如此说来，乌鸦在小说中就绝非随手设置的物象。它成为作者回归顺应民间道德价值取向的一个载体。它们被从良妓女翟桂芳偏爱，被奸商纪永和仇视。乌鸦的黑与白雪的白，形成鲜明的对照，黑不是生命的尽头，白不能掩盖生命的残缺。纪永和如愿以偿终于毒死了大批乌鸦，翟桂芳的一句话，“你这么干，会遭报应的！”一语成谶，纪永和死于鼠疫下，但在神秘文化氛围的道德暗示下，读者也许更愿意相信他遭了报应。 “过阴”、乌鸦等文化表意符号，构成了百年前北中国边缘地域文化的“超稳定文化”结构的一部分。迟子建在小说中复活了它们并构成一种叙事策略，这就使“历史”充满了“虚构”的文化魅力，那段沉寂的历史因而有了明亮的色彩。 迟子建是有着稳定的文学精神的作家。《白雪乌鸦》证明了她一直在行走，并且走得平稳而踏实。 注释： ①转引自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第311页。 ②迟子建：《有关创作的札记》，《青年文学》1997年第6期。 ③[英]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④迟子建：《白雪乌鸦·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 ⑤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华龄出版社，1996年，第8页。 ⑥孟繁华：《坚韧的叙事》，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⑦王艳荣：《论〈额尔古纳河右岸〉》，《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⑧转引自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8月，第87页。 (责任编辑：admin) |